中国今不如昔，古时是世界上最自由国度

    经过“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康有为语）的法国大革命，人类社会告别了古典时代，进入了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的阶段。

　　对于法国大革命，激进的狂热分子和理性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褒贬不一。但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得承认，这场革命的最重要的后果便是为现代社会确立了平等人权的信仰。现代之区别于古典时代，便在平等人权四字。也正是基于对平等人权的信仰，许多人攻讦儒学不遗馀力。

　　

法国革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并称的，但令人玩味的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谁指斥过孔子，近代以来最优秀的自由知识分子潘光旦本身就是一位儒教的信徒。对孔子、对儒学的攻讦，皆是来自讲平等的民主人士。

　　法国大革命流血数百万购得的自由平等，其实不过是废除封建领主、废除封建主狩猎、审判等权利、免除农奴人役税、保护财产、取消长子继承制、平民可以进入仕途、教会不得征收什一税、准许宗教言论出版的自由、限制国王虐杀、开国民议会民权选举等数端。而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康有为指出：

　　若废藩权，停旧藩之狩猎、裁判，免隶农人役税，民得为文武官，则我国秦汉时已久去其弊，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罗马未现之先。

　　六朝寺产弥天下，经唐武德沙汰僧尼，已尽夺寺产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

　　其馀保人民财产，听诸子分产，听信教自由，听出版言论自由，则自汉晋唐以来，法律已具有而久行之。故佛道景教大行于六朝之时，听人信仰，出版言论之过悖谬者，非有时而不禁，而数千年无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则比今立宪国号称听人自由而文部检查者，且更宽矣。（《列国游记》P322）

　　古代中国人，实在是过得最自由的。康有为满怀深情地感慨道：

　　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之后，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列国游记》P323）

　　由于当时的思想条件的限制，康有为没有思考过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他也不知道，从政治学上说，他所列举出的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除民权选举外，都应归入自由的范畴。或许正因为康有为没有对来自平等的责难提出有力的驳斥，关于孔子是否合于现代社会的问题，——具体说也就是孔子是否合于平等人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当代儒家。

　　陈独秀的说法是最能代表一般浅学之士的立场。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他说：“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主宪之正轨，民主共和，益无论矣。然则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他认为中国要想适应当世、救亡图存，惟有“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一途，而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是“平等人权之新信仰”。而孔子所提倡的，却是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因此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

　　陈独秀的这见解，晚清新学之士说得很多。康有为则认为我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於西洋一千年以上。《法国游记》比较中法两国的法治，指出：

　　中国刑虽重，然自汉文帝、隋文帝后，已改肉刑，法律统一，举国从同，贵贱平等，虽帝者无道误杀，尚畏史书。其余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有者科罪，讼事惟知县乃得决狱，佐杂官不许问焉，违者罪之。其知县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抚；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阍焉。虽亲王宰相督抚，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风闻入告，以达民隐。天子杀罪人，须经秋审三次，必须三宥，不得已然后杀之。（《列国游记》P315）

　　清代恭亲王执政时，他的儿子载澂贝勒犯了罪，也得被囚禁于宗人府；同治皇帝恨一个人恨到骨子里，想下旨杀掉这个人，结果被大理寺的人顶了回去。这些都是史有明文记载的，只要对传统不抱彻底的偏见，总应该承认，中华帝国的法律并不就是蛮荒落后的罢？

　　平心而论，古代中国的法律，既没有康有为所说的那么好，但更不如陈独秀说得那么不堪。Ｄ·布迪、Ｃ·莫里斯所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就精当地指出，儒家崇礼，而礼是根据着等差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它主张应根据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特殊环境，而给以区别性的对待。法律遵循的则是普遍性原则，即它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团体具有法律以外的特殊身份。中国的法典在具体制定时，更加尊重礼的等差性原则。（《中华帝国的法律》，P21）然而，这种等差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保护特权。事实上中国的法律并不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和谐。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权利的概念。法律严惩那些对儒家基本伦理道德提出挑战的犯罪行为，比如根据《大清律例》，儿子殴打父母，不论有伤无伤，处斩刑。但如果是父母殴打儿子，则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殴打儿子致死，若是因为儿子违反父母教令，则判父母杖一百，若是父母无故打死儿子，也只处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罚。

　　从曹魏时期以后，法律中加了一个特别的审判程序，就个特别程序叫作“八议”。以后历代沿袭。八议制度规定，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明清时，八议制度有变化，取消“流罪以下减一等”，仅保留权贵犯罪一律由皇帝裁决的规定。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这八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分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犯流以下的罪，要减一等论罪。但若犯十恶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这样的制度，并不就是承认有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它主要强调的还是每一个阶层的职分。《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特别提及：

　　儒学理论要求官吏应在道德方面成为平民的模范。与其相应，法律规定，对于某些犯罪，官吏应承担较之平民更重的刑事责任。例如，清代法律规定，超量挥霍浪费，官吏杖一百，平民则仅笞五十。再如，清律规定，官吏诱奸其管辖范围内的妇女，要比普通人诱奸妇女加重二等处罚。官吏嫖娼，要受到处罚；但对于平民嫖娼，法律则没有规定应给以何种处罚。（P25）

　　由此可见，根据了一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便说中国的法律不符合法的普遍性原则，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当然，我们更不必为孔子曲讳，硬要指孔子的精神不违平等。事实上，孔子的观点是：人生而有差等，并且决不该平等。

　　所有对孔子、对儒学提起诉讼的人士，都是基于平等人权的“现代”的立场。问题是，现代就一定会比古代进步吗？在历史上从来就不乏九斤老太所讲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现代人的物质享受当然远越古人，但现代人却永远不及古人那样容易感到幸福和满足，而在人文思想方面，现代人比古人更无知，现代也更少美德的拥有者。而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平等精神的泛滥。 （徐晋如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