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份《国人出境游的形象与心态调查》显示，中国人“大声说话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反感"。泰国导游说对中国旅游者有三怕，第一个怕的就是“说话声音”太大。在美国、澳洲、特别是欧洲，对中国人的高声说话也是忍无可忍。有位朋友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到了美国，也放声唱上了京剧，结果警察找上门来。他说我在洗澡没有事，警察说，你屋里发出的声音是一种遭袭击的呼叫声。
确实，中国人太习惯于高声了。在国外用餐时，总觉得人家轻声细语,非常悠静，但我们的同胞一来，虽然不是全部,但总会有些人不顾场合,吵吵嚷嚷让人不安。在国外大多商场里，饭店里，背景音乐非常低声，让人感觉很委婉、很舒适;相反，在我们的商场和饭店等公共场合，常常吵得让人闹心，办事或与旁人说活往往听不清,让人又乏又累。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甚至在病房里，拿着手机旁若无人的大声嚷嚷的人大有人在。政府对此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做了不少的宣传，取得一些成效，但收效甚微。确实,任何长期形成的习惯，改起来总是那么的难！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存在，一定有他的社会原因，我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的观察感到，中国人的高声，有其深层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
从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来看，在低声与高声之间，更多地崇尚高声。人们习惯把高声与“直率”、“有力量”、“底气足”、“热情”、“好客”联系起来。两个人见面，大声称呼似乎表示友好，轻声细语会被人说成不热情甚至认为是阴阳怪气。
更深的一个原因，人们习惯把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大小与有能力的大小联系在一起。人们不难发现，一些原先比较“文静”的知识分子，当了一官半职以后也会“下意识”地向“泼辣”甚至粗鲁方向转化，如果太“文静”会被人视为不像领导；女同志担任领导职位以后，第一个角色冲突就是形象上如何摆脱“弱女子”而向“女强人”转化，不少女领导干部也会“下意识”地向“男性化”转变，有的甚至变得不男不女起来，因为人们(社会心理)的潜意识认为“林黛玉”这样的人是当不了领导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都会不知不觉地被社会心理这只无形的手牵着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实际上，一个人的能力大小与说活声音大小没有必然联系。诸葛亮没有关公、张飞说话声音大，“野张飞”能吼断当阳桥，可想他的声音有多大。所以两位一开始就看不起诸葛亮。但诸葛亮照样坐着手推车指挥三军，卓越地组织了促成三国鼎立的战争，照样当关、张二位的领导。从领导心理学的角度看，领导者是对被领导者而言的，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主要看适应被领导者人群结构的程度。如不一致就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和不协调，所以，用人部门总是考虑任用对象的风格特征安排到适合他的地方去工作，这不仅仅是考虑某个干部能力的强弱，更多的是考虑能力倾向的差异。
国人对声音的审美心理和社会心理，经过长时期的潜移默化的转变，人们慢慢习惯了高声，适应了这种存在。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走到了国外，发现了差异，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冲突。我们需要理解,需要适应.
我以为，一个人说话声音的大小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是要分场合，懂得自己的角色行为规范。这与一个人平时穿衣服有相似之处。在海滨浴场，在游泳场馆，一个人穿着泳装，拖着拖鞋，谁也不会说不好；但如果一个人穿着泳装、拖着拖鞋跑到繁华闹市的百货商场，到音乐厅听交响乐就不得体了。实际上说话音量与一个人行为要求相一致就可以了。国外在狂欢节和一些欢庆活动场合，他们不但不拘禁，反而会落落大方地大声表演。我们在需要热烈的场合，在欢庆的场合，高声同样会给人美好的体验。
人是一个多重角色的聚合体。在父母面前，自己是儿子或女儿，在儿女面前自己是父亲或母亲，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面前，自己是孙子、孙女等等；在社会上，一会儿是领导，一会儿是下级，一会儿是乘客，一会儿是顾客。到了外国，你就是外国人，说的也是外语；人无时不刻地在这些角色中转换。但你不能用对儿子、孙子说话的口气对父母、对爷爷、奶奶说话，说了就是不得体。当然对儿女、对下辈也不能随便训斥，但与儿女说话与长辈说活，语气毕竟是有差异的。场合不同也有约定俗成的要求规范，不能把办丧事的话语用到办喜事上。其实，一般人都是晓得的。你在听电视和广播的时候，注意一下主持人和播音员在播放不同内容时采用的音调和频率，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要求。
说话音量的把握，关键是考虑别人的感受。到了国外，就要考虑人家习俗，起码也是客随主便，看看人家的习惯是什么？在国内同样,无论在公共场合，在汽车里、在病房中，也要顾及他人的感受，不要因为自己的大声给别人增加不便和增添麻烦。和谐的人际交往原则的前提是尊重别人，能否做到这一点，反映出的是一个人是否懂得礼貌、是否文明、是否有教养,最终把自己归属于哪类品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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