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李零先生的新作《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将孔子标志为“丧家犬”,理所当然遭到尊孔之传统文化人士的愤慨。其实,李零先生在书中并未过于贬孔,他将孔子定位为“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但是,这种定位与“丧家犬”一词实沾不上边。将“丧家犬”的称呼强按在孔子头上,并作为书名,显然是为了吸引眼球,方便图书的行销;至于声称“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并且为书名寻找训诂学上的依据,则是为了保持必要的学者之清高与体面——和包括孔子在内的其他人一样,李零先生也具有某种两面性。
既然“丧家犬”之词只是哗众取宠,那么孔子到底是不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呢?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基本可以成立,简言之,孔子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无疑,孔子怀抱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并不甘心仅仅作一个传承道德文章的思想家,否则他不会周游列国,游说四方;他的后半生倾力于教育,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孔子学说在当时找不到践行的机会,“道不行”,不仅仅是因为其时统治集团“不堪教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孔子学说不适于那个时代。儒家学说本来是治世之经典,不能逢迎于乱世。处身于不可挽回之乱世,欲行治世之政,这是孔学昧于当世、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的悲剧之根源。秦国行商鞅之法而终于一统六国的史实表明,最适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是法家学说。只有先以耕战之策富国强兵,赢得统一,而后才有践行礼乐教化、仁义道德的基础。秦朝只二世而亡,而汉朝在尊孔法儒后却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政治稳定,这说明不同的思想学说适应于不同的时代需要,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世之方,也没有万古不移之学理。统治集团能否适时在儒法之间完成转换,是古代农耕社会能否顺利延续的关键。这就象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当代中国,也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完成政治与经济的转型一样。
儒学之于中国,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或治世良方,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这一点,确实不能算是孔子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历史的选择,孔子本人对此也始料未及,但这种选择又与儒学的特性高度相关,因此尊孔子为“圣人”并非过誉。作为治世教化人心之良方,儒学自然成了中华民族实现凝聚与延续的精神符号。由于这一状态延续千年之久,于是凝固而成难以磨灭的精神烙印。历史不能超越,身为今日中国人,无法抹去民族共同体身上这一文化的印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内每个人都不能反对儒家,不能拒读孔子;也不能说不尊儒尊孔就枉为中国人。在孔子之前,民族即已存在;孔子之后,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也依然传承。所谓符号特征,主要具有概率上的意义。个人是个人,共同体是共同体,二者虽有交集,却并不雷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孔子和儒学,才能理解历史上和今天的尊孔、贬孔之争,才能正确对待当前的论语热和传统文化热。对于一部作品为了推广而作的媚俗,不必责备求全,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