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中国思想界近30年左右势力之消长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在中国思想界，左右对峙是常态。近十多年来，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对峙与交锋，构成这个舞台上最主要的剧目。对峙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无论是从声音的大小还是支持者的多寡看，右强左弱都是一目了然的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黄纪苏先生所言：自由派所描述的世界图景是清晰的，而新左派的图景却不清晰，甚至尚未成形。

由于有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一近乎完美、至少直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前仍然能够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现世标本存在，自由派的工作很轻松，只需不厌其烦地向国人推销这种“已经实践验证”的产品即可，这就是自由派所说的“启蒙”；新左派不同，他们已拿不出什么经过实践验证的解决方案，在左倾的道路上，迄今为止似乎所有的记忆都只是失败：苏东解体了，中国发生了文革灾难，然后被“改革”。新左派剩下的，只有理念和方向，没有路径和目标。在左的方向上，能够在逻辑上站得起、可能被公众接受的路径和目标，都需要重新摸索、建构。如果说中国自由派需要做的工作只是推销，那么新左派需要做的就是研发。一种已成形产品的销售部门与另一种未成形产品的研发部门，在市场中竞争受欢迎的程度，结果不言而喻。

当然，决定左右势力消长的最重要因素还是一个社会的经验和记忆，任何理论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验证；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不是广告是疗效。在这方面，自由派拥有三个有利因素：左倾曾导致文革灾难，右倾改革曾在1980年代创造了全民欢腾、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外左消右长、左衰右荣的经验对比。因此，自由派居于强势有其必然。

众所周知，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思想和实践倾向可以毫不含糊地标示为“左”。左倾逐步推向极端的结果是，终于酿成文革悲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与伤痛。道穷乃变，物极必反。文革期间，右倾力量已经在政府内部及社会上萌动，只不过仍处于弱势。毛的离世彻底扭转了这种力量对比，右倾的力量首次压倒左倾，尤其是在政府内部。从左倾灾难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右倾改革，经历了最初10年民间与政府共赢的“美好时代”，为当时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全面右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现行体制与自由派观念之间存在内在逻辑的冲突，这种逻辑冲突最终在1989年外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右翼中激进派的诉求威胁到政权稳定，政府中的当权派终于与政治右倾思潮决裂、与政治自由主义分道扬镳，这是发生在政府层面的对右倾的反动。但由于民间并没有多少人感受到和认同这种威胁，自由派的诉求更与民间理想的方向基本一致。因此，自由派在民间尤其是知识界的声誉不减反增。自由派与政府的分歧与冲突，在知识界被普遍描述为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因此，此时虽然在政府主导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左倾回潮，但回来的只是体制内的僵硬左派，民间少有呼应。回来的“老左派”仍然抱持官方传统观念，将“建国十七年”视为“黄金年代”。对于刚刚经历了改革“美好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建国十七年“黄金年代”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改革“美好年代”，更何况前者还不可避免地令人联想到文革。因此，“老左派”的观念既征服不了人心，又提不出在当时情境下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可行路径与目标，注定了这次回潮的短暂。

“南巡讲话”再次将中国社会的主航道绑定在右倾方向上。市场化、全球化在“不争论”的保驾护航下高歌猛进，既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个人空间逐步扩展的惊人佳绩，也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权力腐败弥漫、环境破坏严重等负面效应。此时，自由派分化为政治自由派和经济自由派两支，二者各自表述。政治自由派将这一段时间发生的负面效应视为现行体制的罪证，以反证他们在1989年时诉求的正当性；经济自由派在整个1990年代、甚至直到2004年的“郎顾之争”，一直将负面效应描述为“改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必须承受的牺牲”——在肯定了代价和牺牲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也变相承认了“牺牲与代价”由特定社会成员承担乃是市场化本身的逻辑所致。自由派两支的各自表述，在此关键点上露出了不可缝补的裂痕。正是这种自由派的政策主张与现象解释的前后不能一致，使新左派拥有了再次赢得民众的机会。

在此之前，新左派一直从左翼观念出发，质疑和批评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但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在“不争论”的箝口令下，他们的声音微乎其微，只能为知识界内部的狭小圈子所闻。一方面是实践领域负面性的持续积累，使越来越多人感受其痛；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言论控制越来越难，不管是政府以行政的方式还是经济自由派以学术的名义。在这两个有利因素的支持下，新左派的声音越来越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听闻，得到越来越多被要求付出“代价和牺牲”群体的认同。左右势力的消长导致力量对比逐渐接近，新左派逐渐积累了堪与自由派正面一战的实力，终于在2004年借助“郎顾之争”爆发了改变中国思想界版图的“反思改革”大争论。

由于已经露出了诸如“代价不可避免”之类的软肋，经济自由派在这场辩论中始则怯于应战，继则很快溃不成军；经济自由派的这种溃退又冲乱了整个自由派的阵营：既然经济自由派承认了“让特定人群承受代价”是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同样主张市场化的政治自由派再坚持“一切都是体制的错，我们自己始终洁白无瑕”的说法，无论如何也显得底气不足。

这一回，干净的只有新、老左派。经此一役，思想界左进右退，终于形成“二水中分”的格局。但由于政府在实践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的同时，仍然在观念上坚持“不争论”、坚持市场化全球化改革“绝不动摇”；也由于从1980年代美好年代奠定了右倾思想基础的一群人已经成长为社会精英，他们不但成为中国官场、商场中的中坚力量，而且也主导了中国传媒界，所以新左派在传统媒体中的言论空间始终有限。要走出狭小的学术圈子，主要只能依托象“乌有之乡”之类的网络传播渠道，这无疑限制了他们对民间的影响力。在政府层面，新左派的影响力虽有所改观，也仍然处于弱势。市场化全球化仍然是主旋律，所谓“构建和谐社会”，也依然是在市场化全球化航道内的建构。

由上可见，在这种思想、社会、政治的博弈中，一方的失误即另一方的机会；暂时处于弱势的一方无须悲观，可以积蓄力量，等待对方犯错或局势反转。

对思想界未来力量消长可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因素是思想原创的动力。由于自由派已有舶来的成形产品，所以他们普遍缺少理论原创的热情。除吴思先生对历史、现实的解读，王力雄先生对民主的实现方式作出了重要创新外，其他人都只热衷于推销，不愿立足于中国国情做研发。他们纷纷将西方基本制度视为普世经验，强调中国只能照搬，不能“以特殊国情作为借口”，无视其它国家的成功路径而自己探索“新的道路”——虽然“试错”本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而新左派由于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故径可寻，一切只能根据基本元素从头建构。所以差不多每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左派，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结合国情有所创新。自制的东西虽然不如舶来品精致，但胜在更富于思想活力，更有成长性。

希望自由派在“反思改革”大争论中遭到的挫折，成为促使他们自我反思的契机，从而开始关注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而不仅仅只是照搬“横移”，邯郸学步。虽然为数不多，但确有部分自由派已经开始了这种反思，这可能是当下思想界出现某种左右相互靠拢之良性互动现象的原因——只要处于强势的自由派作出姿态、让出空间，相对弱势的新左派当然欣然笑纳。中国思想学术原创的较好前景，或许就孕育在这种左右融合之中。

人们常说，中国思想界无大家，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一方面左右对立严重，相距甚远，彼此互不卖账，难以产生公认的大家，但在各个小圈子内获得认同的大家倒并不少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思想可自由碰撞的公共空间。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几十年的独特经验，本来已足够使中国人成就自己的思想理论。但一种成熟的原创理论，需要在很少顾忌的思想交锋中千锤百炼产生；缺少交流的闭门造车，只能是对经验的一次性提炼，其粗糙、缺陷、不够丰满，难以避免。当下中国，越来越紧狭的言论空间，正在断送铸造思想精品的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断送寻找“另一条道路”的成功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晖先生所说的“自由先于主义”，确有道理。最近发生的“《读书》换帅”事件，用新左派的遭遇，印证了自由派的观点。

当局对言论的打压和收缩，知识界感受最深，因此这种打压不仅使中国越来越难出产大家，而且易于在知识界产生另一种效应：使温和派变成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转变成自由主义者，总之使知识分子离现行体制越来越远。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当局一方面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工程，另一方面又在以实际行动使可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复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种言行的悖论，仍然在继续。

在中国，思想在政治权力面前轻如鸿毛，因为政治权力可有效控制思想的传播渠道。思想的力量在于传播，它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互搏，其实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波”，虽然它与社会生活确实存在某种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