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可以为富人办事，只能为穷人说话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同意茅老的一个观点：富人和穷人都需要保护。在我们社会，富人虽相对于穷人很强大，但面对政治权力时同样脆弱，没有自保能力。富人和穷人都需要保护，但二者的需要是不同的。富人需要的，是对其合法财产、合法权益的保护；穷人除需要这种保护外，还需要特殊的政策倾斜与经济扶助。这种扶助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而这种经济支撑只能来源于经济效益的增长，经济效益的增长取决于经济秩序的完善与有效运转，这就是茅老“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一说的合理之处。

如果思虑仅止于此，相信不会引发太大争论，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上述观点。争论部分是由于茅老一些诸如“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之类的极端表述引起的，更重要的是源于对贫富关系的两种不同判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还是可以通过合作各取所需的双赢格局。茅老及其支持者认同“双赢”，认为保护富人的合法权益不但不会损及穷人利益，而且有利于穷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对者认为在既定的分配格局下，富人多取必导致穷人寡有，而富人（即资本家）不可能自动改变其逐利本性，贫富对抗不可避免，二者之间呈现零和格局。

实际情况是，在穷人与富人之间，“零和”与“共赢”两种关系都存在。只看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失之简单片面。一方面，保护富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会直接损害穷人利益，因为这并不需要从穷人的份额中再拿东西出来，甚至不影响通过税收、财政对穷人进行经济扶助；反之，这样做可以完善经济秩序，使经济活动的后果更可预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为穷人带来更多机会，且增强社会扶助穷人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而言，贫富之间确实具有此消彼长的零和特征。富人所得，部分源于穷人所损；富人多得，确实是穷人困顿的原因之一。由于逐利是资本的最本质特征，富人得到保护的同时，其逐利能力必然随之增强，客观上导致贫富力量更加不对称。

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上述两种情形。具体办法是：可以支持保护富人的合法权益，但这种保护，是基于对全民平等的保护，而不是专门针对富人；同时，在舆论倾向上，应该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穷人一边，此即所谓“可以为富人办事，只能为穷人说话”。

为什么舆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穷人一边？原因很简单，贫富之间的博弈，力量对比悬殊。舆论是惟一可增强弱势一方力量的砝码，当然只能站在穷人一边。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对称，需要话语力量的反向不对称予以平衡，至少是缓冲。茅老一方面强调“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必然的，我们只能接受；另一方面却试图扭转舆论的逆向不平衡，其结果只会加剧本已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

所有代表社会良知的声音，都应该自觉站在穷人这一弱势群体一边。茅老正是在此处陷入了误区：他觉得穷人无力，所以应该为他们办事；富人有力量但声誉蒙污，所以应该为他们讲话。而且，只有穷人富人相互与人为善，才能走向合作、共赢；否则，只会在分裂对抗中同归于尽。

茅老的忧虑有其道理，但他提供的出路不能成立。一方面，为穷人办事当然应该，但作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能够为穷人办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在舆论上始终站在穷人一边。茅老说“为富人办事”有报酬所以人们趋之若鹜，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所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说话”，这也是他们获取报酬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富人的声誉蒙污并非仅仅是“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或“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而是其来有自。连茅老自己也承认“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 ——当然不能说所有富人都曾经非法敛财，但其普遍程度，恐怕可以与官员的贪渎程度相比。既然如此，民众对富人的成见，就不仅仅是误解与偏见，而是和民间对官员腐败的看法一样，有着坚固的事实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富人的尊重、爱护，就无从谈起。

原因有二，其一，确如茅老所言，“中国改革30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但这种功劳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企业家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工人农民在其中的功劳固然不能与企业家相比，但其所得更不能与企业家相比。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富人所得已超出其功劳，穷人所得尚不及其付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要求穷人爱护富人？

其二，所谓富人“原罪”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人们不可避免要产生如下联想：不错，我们都赞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现在先富起来的很多人却都有非法敛财之嫌疑；如果大家都遵守纪律，先富起来的人很可能是我而不是他。富人以违法手段夺去的，不仅仅是“第一桶金”，还有先富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纵然企业家“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又怎么可能获得其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要改变民众的这种普遍看法，茅老等人的“启蒙”与呼吁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改变只能依靠富人自己的行动。富人要用今天的实际行为，改变自己昨天留下的印象。这就象除非政府官员真正做到严于律己、执政为民，否则没有哪一种辩护能够为其挽回声誉与尊重一样。象比尔.盖兹、巴菲特这样的富人，自然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尊重。但在今日中国，象这样的富人还太少太少。当此之时，茅老却跑出来“为富人讲话”，这就象是某人说“官员虽有贪渎之嫌，但也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大家应该理解、尊重他们”一样，其“挨骂”并非偶然。当然，我并不认为茅老“为富人说话”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我相信茅老这样做确实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观念扭曲了茅老的视线。这一回，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是“脑袋决定屁股”。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脑袋决定屁股”并不比“屁股决定脑袋”少见。

就茅老所担忧的良性互动而言，富人声誉蒙污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对于强势一方而言，正因为有压力的存在，他们才可能收缩自己的欲望，不致于毫无节制的压榨与掠夺。中国政府的许多改进，也是在客观存在的危机和压力下作出的；反之，另一方单方面的善意，未必能产生这种效果。原因很简单：蛋糕早已分配完毕，并没有多出一块来可用于慈善救济。强势一方的每一次自我克制，都相当于割自己的肉。显然，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对方笑脸相迎就割肉相赠，但人们往往会屈服于压力而有所放弃。

历史演进的逻辑是，没有人能够发点球，大家都只是在奔跑；现实操作的逻辑是，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操控者，想到未必就能做到。在理想境界中，人们可以设想在保护富人合法财产的同时，强化法治，禁止其非法牟利的能力；但在现实中，后一点未必能够做到。弱势即意味着手段有限，因此不能用主动放下最后一个紧箍咒的方式，搏取强势一方的合作。需要首先作出改变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与舆论。在富人表现出明显的改变之前，要求舆论先期作出改变，不但无益，而且可能助长强势一方的不对称优势。茅老先生的立意虽好，但只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