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恨不时逢朱容基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严格说来，每5年一届的中共全会是中国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极少数人之游戏。其间荣辱祸福，所涉不过千人而已。但每届中共全会，都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原因无他，在现行体制下，5年一届的中共全会是调整政策、自我纠错的最好机会。每次全会都可能给中国带来变化，影响世界的未来。

毛泽东曾精辟揭示过现行体制的游戏规则：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十七大所提供的观察未来中国走向之窗口主要有两个：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前者将体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后者表现为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常委会成员的人事安排。于是，引发了十七大前夕海内外对高层人事安排的竞猜。这不是什么“八卦”，任何关心中国命运前途的人，都不可能不在意将由谁来引领中国。纵然中共的人事安排神秘、不透明，但中国的其它公共决策又何曾真正透明了？既然观察家们必须不断分析、预判中国的政经形势，当然不可能不对与未来走向、变化密切相关的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预判。这并不是单纯凭运气的赌博，任何事物之发展变化都有迹可寻，见叶落即知天下秋，关键是掌握的资讯面和洞察能力之大小强弱而已。

官方喜欢给这种活动贴上“既往开来”的窗花，此词早被用滥了。但每次全会，确有既往开来之义。尤其此次十七大，在特殊的情境下召开，承载着无数人的希冀与盼望。十七大能不能令关心中国命运的海内外人士满意，主要取决于两点。

抽象说，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应该顺应大多数中国人的期待，人事安排须不负众望。具体说，十七大的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都应该围绕当前最迫切的两大危机：社会分裂与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以解决这两大问题作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着眼点。

快速发生的贫富分化使中国社会日益分裂为精英、大众这两个日趋对立的板块，权力腐败更加剧了社会上的紧张与不满。自由派知识分子喜欢将民怨全部归结为腐败，其实，腐败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只要有公权力、有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裁量，腐败就不可能禁绝。国际透明组织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廉洁度与印度并列排名70多位，并没有进入最腐败国家的行列（而俄罗斯排名140多位）。中国民间普遍弥漫的怨气，似乎需要由另一组数据来说明：亚洲开发银行今年8月8日在北京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407快速攀升到2004年的0.47，贫富差距的增长幅度在整个亚洲位居第二，仅在贫穷的尼泊尔之后，是以贫富悬殊著称的印度的两倍。这些数据当然不代表真理，只能作为参考，但它毕竟是一种参照，说明贫富分化与权力腐败在社会心理效应上是相互加强的，而不只是后者在单方面强化前者；如果没有快速发生的贫富两极分化，权力腐败不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怨恨。

病症搞清了，药方自然清晰简单，那就是削平上下两极，将整个社会朝着中间挤压。方法虽有，关键还在于操作的人。客观说，本届政府在削平下面最贫困一极上花的力气很大，做得也不错，主要祭出了三招：1，提倡和谐、亲民、人本的执政理念；2，加大对最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和权益保护，扩大社保的覆盖面；3，快速压制基层的对抗性表现，及时处理敏感事件。时至今日，社会向下分化的趋势已得到一定缓和，但向上分化的部分仍在加速。本届政府虽不时出“重拳”掀翻腐败高官，但力度、决心显然还远远不够，没有达到最起码的效果：震慑腐败官员，令其有所收敛。反之，十七大之前的“反腐风暴”还引发了人们关于“醉翁之意”的猜测。

因此，十七大人事安排的成败关键，就在于上位之人是否拥有打击、遏制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强决心。实话说，人们对此难持乐观。纵观中共诸高官，自邓小平后，惟朱容基既有此意志，又有此能力，惜乎他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势。对于强悍且富有韧性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勇闯地雷阵”的勇气、无惧于“粉身碎骨”的壮志豪情，是难以从根本上触动的。时至今日，许多人还在因下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而对朱产生怨恨，其实，在朱的设想和理念中，既有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又有对贪腐的严刑峻法，并以此调节贫富两极分化。朱因职权所限，只干了他所能干的事。其他人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岂能归咎于朱？

不仅弥合社会分裂非才干胆魄如朱者莫属，解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更非朱不可。比较朱在1995年进行的宏观调控与本届政府已操作几年的宏观调控，两种效果判若云泥。虽然今日之情势确实艰难、复杂于10年前，但同样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斯人不出，其奈苍生何！

世乱思良将。社会的发展进步，仅有制度变迁是不够的，对于山拗上的中国而言，这尤其是远水不解近渴。一种制度要实现有效运行，需要与社会进行漫长的磨合与适应。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免不了强势集团的存在，他们会将任何制度都扭曲成符合自己的需要，从而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当这种伤害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给整个秩序带来危机，从而迫使强势集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扭曲、伤害、积累、让步，一次又一次，社会就是这样积累寸进的，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形态也是这样逐渐完善的。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的经行之路，还是当代亚非拉照搬西方模式国家的淮橘成枳，都说明这种逐渐实现社会力量对比变化、形成制度之外“软规则”（有人称之为“文化”或“传统”）的磨合过程不可省略。甚至，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失败，也部分可归因于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包围和竞争压力下，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拥有自然磨合、自我调节改善的时间与空间；相比之下，当年的资本主义则幸运得多，因为拥有先进生产方式的强大优势，甫出世即举世无敌，可以从容完成“自发演进”。内部自我完善有时需要牺牲效率，因此要求有宽松的外部环境。

当今之世，中国确实需要明君。朱容基老矣，彼或将感叹于未逢其时，而时下中国则须感叹：惜乎，今日未再见有可担大任如朱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