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征鲁：给上海市市委书记习近平的一封信

万维读者钱征鲁来稿：和习近平书记住在同一个城市，近在咫尺为什么不直接给他去信？其实我已经给习近平书记写了十几封反映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和市检察院党组司法腐败的信，至今既没有回复，也不见司法机关高层领导司法腐败的调查、处理。习近平书记的立场和能力是无容置疑的，但也不要忘了上海是陈良宇经营了十几年的老巢，陈良宇能在上海地区上上下下，猖狂作案十几年说明其根基之深，这个腐败网络未必短时间能清除彻底。

在陈良宇倒台前三个月我有一篇题为“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后面”的文章在网上刊登过，曾希望能引起市领导的重视。

在陈良宇倒台前至今的一年多时间我也同时不断地给韩正市长的个人电子邮箱发信，几乎每周都发。据报纸说市领导每天都查看电子邮件，了解情况。一年多时间几十封信难道韩正市长一封都没有看见。不论韩正是担任代理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反腐败他都有责任。今年二月份我又刊登了一篇“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韩正怎么了”的文章，敦促韩正代理市委书记查处高层领导的司法腐败，遗憾的是一年多过去了直到今年的八月七日韩正市长信箱工作室回复告知信转到市政法委。（转一封反映高官腐败的信件竟用了五百多天）八月七日至今二个多月过去了市政法委即没有向我这个当事人了解情况，也不见查处司法机关高层领导的司法腐败。我反映的事实清楚，有会议记录，有案可查，可就是不见调查、处理。

下面说几件事可以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腐败高官的猖狂和反腐败的艰难。

法院判决后我不服法院的枉法判决到市检察院申诉，受理部门已着手抗诉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却超越权限，以权代法直接阻止错案的纠正。我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纪委）反映，牵涉到的都是高官，市纪委安排一个他们的特约监督员向我了解情况，并发函给市检察院。当我到市检察院询问时，市检察院党组成员竟说：我们检察院办案市纪委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的来管我们。市纪委说：我们的级别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市纪委手上没有上方宝剑，又有几个人愿意得罪相同级别或级别高的腐败官员呢？这大概也是老百姓埋怨在反腐斗争中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原因之一吧。同时可以看到陈良宇控制下上海腐败官员的猖狂和反腐败力量的软弱。

由于我掌握了这些高官腐败的内部情况，并不断向各级领导反映。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安局通知：限制我的活动范围。也就是说我没有行动自由了，按当时的说法我是政治嫌疑分子。谁反对他们腐败他们就把谁打成政治嫌疑分子，限制行动自由，说他们肆无忌惮一点都不过分吧。毕竟把我打成政治嫌疑分子的理由无法站得住，我直接向市公安局长反映，要求提供把我打成政治嫌疑分子的证据，经市公安局调查后说是区公安局搞 “误会”了，大家想想这种事能搞误会吗？经过抗争我才重获行动自由。腐败分子能一呼百应调动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部门可见他们的根基之深。如果读完后面的文章就更了解他们干坏时一呼百应的能力了。

因为当时涉及到法院开庭，我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律师，律师欣然答应了。开庭前他突然要我接受法官提出的严重损害我利益的方案，因为是熟人介绍的他就讲了实话：你这个官司后面都是大人物，法院院长发话了，市财政局长看中你的房子，一定要把你赶出去。我们律师是靠打官司吃饭的，得罪这些大人物，他们可以让我场场官司输掉，这样谁还会来请我这个律师，求你帮帮忙吧。我当然不会同意，开庭时这个律师突然说要出差没有出庭。打官司当事人和律师要顺从法官的安排行事，否则就给颜色看。陈良宇在上海经营了十几年，上海的司法机关已经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法律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司法公正成了一句空话，周正毅案足以说明上海司法机关的状况。

还有不少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会一一提供给大家，现在话归正题，这次我通过网络给习近平书记发信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想这些腐败高官都是共产党员，根据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我给代理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韩正的个人信箱发了这么多信，结果是没有任何处理意见而往下一转了之，仅起到一个收发室的作用。市政法委为什么二个多月无声无息也就可以想象了。他们在大会上讲，小会上讲：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行动才能验证是否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长期在这个环境中难道对高官的腐败现象真的习以为常了吗？还是有难隐之处，官官相护？实在是不得而知。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习近平书记能看到我的这封信，调查、处理上海市司法机关高层领导的司法腐败，以正视听。

尊敬的习近平市委书记：

衡量一个国家腐败蔓延、发展的程度，最关键的要看两个指标：

一是看吏治；一是看司法。如果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指标，也出现了严

重的腐败现象的话，其他的指标或者领域不必过多地考察，肯定不会

好到哪里。

上面这段话是摘自上海出版的“新民周刊”中的一篇反腐败文章,这段话不能说没有道理。衡量一个国家如此,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也不会差的太远,那么就拿这两个指标来看看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的情况。看看上海市的司法机关高层领导和党组在做什么，看看上海市的政府官员在做什么。

  我父亲六十年代初就担任上海市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七十多岁高龄还为检察工作出差山东得病去世。父亲一去世,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有道就看中我的住房，提出换房不成，挑起纠纷后找徐汇法院院长商启明(已因贪污罪判刑)要他开后门枉法判决逼我换房，商启明受宠若惊当即布置下去，徐汇法院法官直接了当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换房，我们法院总有办法的，不信你走着瞧。

当我知道商启明在违纪开后门时向市人大常委会反映，经区人大常委会调查后确认商启明在违纪开后门，徐汇法院纪委也告诉我：反映情况属实,商启明是违纪开后门。

商启明开后门一事败露了，高级法院院长顾念祖又登场了，他干脆直接打电话给徐汇法院审判委员会要他们枉法判决，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时，虽然不少人有意见、有看法，但最后还是按照高级法院院长的要求枉法判决。有高级法院院长在撑腰，区法院和中级法院更是肆无忌惮，在市房管局党委书记许某某的配合下法院在四年里多次枉法判决，法院的枉法判决甚至违反了房管条例的规定，房管所无法执行，法院要强制执行。我们一家是我租赁的这一套住房的唯一合法承租人和居住者，判决后竟只给我家一小间住房，迫使我二十九岁的儿子和我们夫妇挤住一间，硬逼我换房。

法院判决后我不服，到上海市市检察院民事检察处申诉，并和市检察长谈过，检察长说：我不懂业务，业务副检察长是专家，业务上他说了祘，你的事就交给他办。经办案人员调查后，由处长和办案人员向业务副检察长汇报讨论，认定该案是错案，决定抗诉法院，并要我补充抗诉材料，一切准备就绪却迟迟不见抗诉，我多次询问都被党组成员告之：案子是否抗诉要市检察院党组会讨论了才能决定。讨论具体案子不是党组的工作职责,党组的做法已超出权限,看来后门来头不小。果然不久三个办案人员找我并对我说：这个案子不能抗诉。我提出要和业务副检察长谈谈，他们劝我说：“找俞检察长谈也没用，他是民主党派，连党组会议都不能参加，解决不了问题。”事实很清楚，是市检察院党组以权代法，阻止错案的纠正。

以上事实是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调查得来的,这些事实是可靠的、详细的、有案可查的。高院院长顾念祖违纪开后门的材料是徐汇法院审判委员会成员不满高层领导公开违纪操纵基层审判委员会才把情况告诉我：顾念祖是如何开后门的，审判委员开会时谁参加，谁没参加，为什么没参加。会上多数成员对高院院长开后门意见很大，都发些什么牢骚等等，有关顾念祖违纪开后门一事和市检察院党组以权代法都是有案可查的。

根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和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我通过走访、电子邮件和信件不断向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主任龚学平、原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世谦反映,要求市领导调查、处理此事。二年过去了却是杳无音信,至今仍未进行调查、处理。

一个市财政局长要违法乱纪、欺压百姓，高级法院院长、市检察院党组、市房管局党委书记不但不阻止反而不顾党纪国法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相助,曾有一个法院的领导想出来主持正义,一看对方是这么个阵势就缩回去了。一个高官要做坏事竟能一呼百应的调动那么多大权在握的高官可真象是个腐败网络，现在我查清了事实上海市原领导却又不调查、不处理,是怕牵一发而动全身。

高级法院院长和市检察院党组成员都是掌握着上海市司法大权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串通一气搞司法腐败必定会影响整个上海的司法公正,使法律成为玩物。此事至今未得到查处，只得向习书记反映，请习书记调查、处理，以正视听。

（以上提及的俞检察长是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法律专家。）

                           上海市岳阳路195弄3号4室

                                     钱征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