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由黄纪苏先生一篇批判文章引发的《色•戒》大争论，本来可以为民间和政府提供一个难得契机：这场由民间自发引起的讨论，其结果必然导向符合政府利益及其“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结论之胜出。毫无疑问，政府高层一再倡导、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也再次提及的“核心价值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巩固对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认同”。谁都知道，这种价值认同，自上而下的灌输与由社会自发讨论形成，两种方式效果完全不同。只有后一种价值建构方式，才能真正扎根于民众之中，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说，《色•戒》争论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可以说是十载难逢。
令人不解的是，这场争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政府管理层对此的态度却是禁止争论朝“要不要国家民族认同”的方向，亦即有利于它自己的方向蔓延。据知， “有关方面”甚至要求媒体在讨论中不能出现“汉奸”二字。这种自残式的“舆论管理”，导致了一个奇特景观：主流媒体对此一颠覆了国家民族认同的影片一致叫好，而批判声音只能出现在管理相对松懈的网络等公共言论的边缘空间。
对此一怪现象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是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有关管理部门”，认为是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敷衍心态导致了怪象发生。在其位者，考虑的不是有所建树，而是只要不惹事、不出麻烦就好；他们的所谓建树，也只是表面文章，好看不好用但是没有“麻烦”。在这种心态下，“有关管理部门” 当然不管你机遇不机遇，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另一层面则可将原因再向权力的上层追溯。由于执政高层自认为在政治合法性等基本道理上站不住脚，只要发生争论，最后理亏的总是自己，所以他们禁止一切可能涉及政治基本面的讨论，而将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灌输作为这方面惟一允许的表达方式。当局对待建设性的异见如康晓光、温铁军等学者、《读书》等刊物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围绕《色•戒》的争论比较特殊，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符合政府利益的观念胜出，但在争论过程中，很可能碰触到某些政府不愿意让人们碰触的内容。因此，对自身驾驭能力已经丧失信心的当局认为，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干脆予以禁止。更何况，此例一开，很可能刺激民间在其它问题上展开讨论的欲望。正因为深切理解了执政高层的这些顾虑，“有关管理部门”才果断下达了“自宫”禁令。
由此可见执政高层对自身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处弱势的高度自觉，这种心态在中国领导人对待所谓“普世价值”的态度中也屡有体现。在这种认知和心态下，所谓“构建核心价值观”只能是说说而已，不可当真；构建方式也只能是体制内的自说自话或宣读圣旨，谢绝一切来自体制外的碰撞。这样建构起来的核心价值观，不但只会是徒有其表的空壳，而且这种空壳的生命力也只能存在于禁止了其它表达的时间和空间之内。
有鉴于此，无论是本土内生的思想理论原创，还是社会真正主流价值观的确立，都不能对政府的作为抱有期待，思想原创和价值构建只能由民间一肩承担。掌控着社会大多数资源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不但不是积极因素，而且还是严重的消极因素，尽管它抛出了不少漂亮的口号。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建设，只能依靠单薄的民间力量在官方的强力阻挠和打压下匍伏而行，积累寸进。
这是中国社会的思想原创和精神建构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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