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沙鸥来稿：据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9日收到了来自中国政府发出的出席8月北京奥运会的邀请函。
石原慎太郎，这是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人物。他曾宣称“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人虚构的”、支持日本修改教科书、支持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日本侵华战争，鼓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等，其一系列极端言行为中国民众所切齿难忘，并多次被中国政府严厉指责，被视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和反华的急先锋。
这个中国民众眼里的“危险人物”，中国政府眼里的老牌“反华”分子，现在居然接到了中国政府出席奥运会的邀请书，以至于日本《产经新闻》以“令人称奇”来评论此事。
确定出席奥运会的贵宾是门大学问。虽然一般的邀请是基于外交礼仪，但承办国往往赋于其政治、社会、影响力等众多内涵。
按照一般的出席奥运出席贵宾的惯例，奥运会承办国所邀的贵宾一般是三种人：1，是某个参与国的政府高官，是基于政治考量；2，是某个被承办国视为友好的民间人士或国际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是基于民间考量；3，各国际组织的知名负责人，是基于影响力考量。总而言之，主人请客，有的是碍于面子，不得不请，如第一种人；有的是老朋友，借机联络一下感情，如第二种人；有的是请来撑场面的，如第三种人。但无论如何，主人一般很少请那些不被本国喜欢的人物。拒绝相关人等出席的先例倒有不少，最近的例子是希腊以“人权”为名，拒绝白俄罗斯的体育部长出席2004年雅典奥运会，引起当时一阵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
而“臭名昭著”的石原先生，很明显不在上述“三种人”之列。相反，在不受欢迎之列，倒还符合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心态。所以，此次中国对石原的邀请只能理解为一个政治举动，否则，这个近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从安倍2006年10月的“破冰之旅”、温家宝的“融冰之旅”到福田的“迎春之旅”及即将到来的胡总的“樱花之旅”，中、囸两国终于在官方层面实现了首脑人物的互访，改变了近5年来的“政冷经热”的局面，开始了“政经双热”的外交“密月期”。但是应该看到，两国民族主义者相互敌视的民间坚冰并未打破，而只要这一坚冰坚硬的存在，那么中、日关系必将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
这一坚冰存在于两国民众之间的一条鸿沟中，那就是中国人民关于近代以来日本历次侵华战争的惨痛回忆。按邓小平的说法，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外国象日本那样给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大的伤害。这种说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的是，近代日本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踩着中国的肩膀为台阶的。
这条鸿沟成为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想难以克服的天堑。中国民众难以面对一个死不认错的邻居，日本民众难以理解一个穷追不舍的“债主”，在他们心目中那笔旧债已然还过了。这样的天堑需要两国政府去共同填补，对日本政府来说，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来承认和反省那段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对中国政府来说，同样需要以极大的外交智慧来应对国内的民族主义压力和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呼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方面随着日本战后一代政治人物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的持续低迷和中国高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社会加速“右”倾，要求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民族主义呼声逐渐高涨。
此次邀请石原出席，可能是中国政府为打破日本民间坚冰的一个具体尝试，因为石原虽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他是日本右翼民众的一面旗帜，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中国将把更多的外交资源转入到日本的极右翼，从而为中、日关系植入最牢固的连接纽带。如真如此，那将真正意味着中国对日外交的“革命”，因为，中国政府以往对日工作极少有以极右翼为对象的。
这一表象还意味着这样一个政治逻辑：中国政府也许有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合理性的战略考虑，并在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接受日本朝野的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需要日本这个“直接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配合，相应的政治筹码就是在日本“入常”问题上对日妥协。
中、日关系如果能实现从官方到民间的全面改善，将促使日本减少对美国的政治依赖，有利于中国以合纵连横的手段，重新整合地缘政治资源，理性处理以历史观为象征的理想主义诉求，高扬现实主义的外交大旗，对抗和离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这无疑将为中国政府重拾多极化的全球战略目标，提供重要的外交支撑和更大的外交空间。
在中国的外交思想界和政界，一直有呼吁对日采取理性、务实的思想存在，最典型的代表就马立诚的对日外交“新思维”和时殷弘的对日“外交革命”，但是这种声音提出时，正逢中、日“冰封期”的开始，在两国交恶的背景下，立刻遭到国内舆论界和思想界的强烈批判，在民族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最终沉寂无声了。
而中、日两国自2001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外交关系陷于“冰封期”达5年之久，两个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关系仅靠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维持，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外交代价。
人们经常形容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邻居，这一朴素的民间话语不但道出了中、日两国在历史和文化上的深厚渊源，更是十分深刻的道出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处理好彼此的关系，那么两国在国家发展的全球战略上就失去一个基本的支撑，这个支撑是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甚至是文化的。
日本如果不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那它永远只能处于美国的卵翼之下，不可能成为一个与其经济实力想匹配的全球政治大国，它在战略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全球影响力、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必将受到中国掣肘，具体到朝核问题、海上运输“生命线”、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海外市场等方面就无法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仅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无法保障的。
中国如果不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那么中国在走向“海洋”时代的强国之路、全球多极化、国家安全、主权完整、发展技术与资金、整合亚洲资源等战略方面必将受到日本的制约，具体到防止美国的战略围堵、台湾问题、东海问题、经济发展等方面就不得不受制于人。
因此，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尽管这种关系也带有竞争的性质。但良好的关系毕竟更有可能促使两国实现良性合作而避免恶性竞争，实现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此次中国政府邀请石原，同时也许是对“政治奥运”的一个主动出击。
有意思的是，“奥运政治化”曾是中国政府回击各种政治干扰的说词。实际上，前文已指出，“政治奥运”在历届奥运会上并不鲜见，除了雅典奥运会，人们不会忘记莫斯科奥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民众更不会忘记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败是什么造成的。
上述历史，加重了中国政府对“政治奥运”可能的负面效应的警惕，那就是“奥运预期”带来的政治压力。有例为证，前有陈水扁为“入联公投”辩解时，提出的“大陆因为奥运会不会攻打台湾”的说法；后有德国总理默多克接见达赖喇嘛时，德国舆论界曾称“中国的反应不会延续到奥运会”的预测；而西方舆论界更津津乐道于汉城奥运会对韩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会不会有其他的类似“政治奥运预期”呢？这需要中国政府予以慎重的研判并予以合理的引导。
与其把“政治奥运”当作一种负担，还不如把它当成一种政治机会。如果此次邀请石原出席奥运会真如本文分析的那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那么未尝不是中国政府在政治手法上“与时俱进”的一种明证。中国政府应利用此次奥运会的难得机遇，主动出牌，而不是被动应对，以争取在国际及国内政治上有一个好的牌局。
但愿以此次邀请石原为开始，中国能在2008年不但成功的召开一届“体育奥运会”，更能成功的应对一场“政治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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