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在胡锦涛即位之前，所谓“改革话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市场至上”、“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笼罩下，“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容质疑，市场化过程中衍生的弊端不容清算，不然就是“否定改革成绩”。在“改革话语”强力导向下，媒体自觉过滤各种非主流言论，对“改革”的反思只能见之于网络。
胡锦涛从西柏坡“朝圣”起，一步步表明态度，逐步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对“改革话语”的垄断，为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清新之风，体现出不同寻常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对社会主义来说，胡的新意只是对传统理念和本源价值的回归；对中国近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说，胡的做法却是离经叛道。一时间，胡锦涛“向左转”的惊呼不断——要知道，在延续20多年的“改革话语”中，左是禁忌，是原罪，是万恶不赦。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思想解放”；最近中共高层智囊施芝鸿也专门撰文论证“思想解放”。从胡锦涛对邓江改革路线的突破而言，确实无愧于“思想解放”一说。这里所说的“解放”，不同于市场原教旨主义那种只放开市场一个方向，而将其他方向都牢牢锁死的“思想解放”（其经典表述是胡舒立女士的《理解“解放思想”》一文）；后者名为“解放”，实为“固化”，试图将中国未来固定在30年前确定的方向和路径上。既然是思想解放，就应该允许怀疑一切，为什么市场化改革本身就不能成为怀疑对象呢？既然是改革，就应革除一切不适应于时代、为民众所不乐见的劣政，为什么在一种改革路径的缺陷已经使数以亿计的人蒙受苦难、付出代价时，仍然不允许反思和调整呢？毫无疑问，从胡锦涛到施芝鸿，所谓“思想解放”也是有明确指向的，即指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至少这种指向是对新情况、新问题所作的与时俱进回应，与那种固守市场化一个方向的原教旨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基本道路的选择上胡锦涛既有看法又有办法，成功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一次方向性调整，那么在治理现行体制的最大顽疾“腐败”上，他却显得力不从心。在最近中纪委全会上，胡锦涛以4个“一以贯之”高调表明了执政党的反腐立场。但正是这4个“一以贯之”，证明本届中国领导人对腐败其实还是 “有看法没办法”。在4个“一以贯之”下，腐败不但没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根深蒂固。既然反腐的立场、办法仍将“一以贯之”，显然腐败蔓延也仍将“一以贯之”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能怪胡锦涛。腐败的屡治不愈，正表明谁也拿它没办法。从国际经验看，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是“缩官权，扩民权”。但执政党即官权代表，要执政阶层主导大幅度的官权缩减，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历史上似乎也惟有毛泽东作过此种尝试，但毛的尝试也是在确保其个人至高无上权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不陷入某种知行悖论。当代以吴敬琏地位之显赫，大声疾呼缩减官权之一的国企垄断，却也应声寥寥，可见既得利益之庞大与顽固。胡锦涛的力量当然非吴敬琏可比，但他受到的局限和牵制也更多，谁知道他会站在哪边，他又能站在哪边呢？
有人说，市场化进程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在权威政体下实施市场化必然伴随权力资本化，这一切都非人力可以扭转。是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处身于此不公正过程中的人心无法平静，仅靠“兜底式”的收入调整政策及对于“和谐社会”的展望，无法抚平人心。人心不平，所谓“和谐”就只能建构在沙堆上。沙上筑高楼，支撑它的只是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形势逆转，“和谐”即难以持续。正因如此，对邓江发展路径有所突破的胡锦涛，也仍然一再强调： “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