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孙中山是怯懦的恐怖分子？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一般人知道本名孙文的“孙中山先生”，倡导创立了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很少人想到，倡导创立并不等同于实际建立，而且倡导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文本人，同时还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这样互相矛盾的身份怎么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本书即将回答的问题之一。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叫“日清战争”，曾被反满志士认作一个可乘之机，孙文与郑士良、陆皓东等在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广泛联络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杨衢云等则承担后勤任务，负责筹款和购运械弹。但是，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他们既没有想到满清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满清会败得那么快，当孙文的“兴中会”正考虑给如何行动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此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私人武装已经骑虎难下。

1895年秋天，起义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制定了攻取方略、安民告示和对外宣言，决定在重阳节发难。原本计划分路进击，策动清军内应。由于事泄和运作失误，起义流产。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的陆皓东等人被捕死难，但是孙文本人却乘坐小轮船溜之大吉，先是逃到澳门，后来又在葡萄牙人的庇护下逃到香港，旋即逃入日本。

他到了日本神户，当地报纸就披露了“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的消息。孙文于是决定，以后就采用“革命”两字来标榜自己的活动，并告诉同行的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今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 因为革命这词出于《易 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似乎很有正统性，胜似草野造反，但是“革命”一词依然充满改朝换代的王权思想。孙文革命，因此自觉不自觉地是以汤武自居，而缺乏近代的民主意识。

此外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军部政治下的君主制国家，相当野蛮。即使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仅仅是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五年之后的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居民进行了连续四天的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遇害人数超过两万人。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这预演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三十四万人遇害的南京大屠杀。而日本人却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早期革命活动的。正如俄国人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晚期革命活动的。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的宿敌，全都希望通过革命动乱来使自己的势力顺利进入中国，进而获得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后来它们全都如愿以偿，以致中国迄今为止贫弱不堪。

我们的研究发现，早在俄国的列宁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式形成之前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国的孙文主义就提出了一党独裁、领袖原则、军事建国等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并不贬低孙文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一个模仿的、早夭的、失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绝对值、独创性、影响力都远远赶不上影响巨大、后果深远、迄今顽强的“现代极权主义”。尤其考虑到，“现代极权主义”其实构成了后发的传统社会向先进的现代社会的必要过渡，不仅以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构成其庞大队伍，而且以毛主义、格瓦拉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变种，泛滥第三世界。

与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等赤裸裸的新军军事专政不同，现代极权主义的领袖都不是军人出身，如孙文、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但是他们最终都成为超级军阀，并且十分矛盾地作为某种“理论家”，崛起于社会破产的巨大灾难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们多少和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们用某种“主义”武装起来，通过动员群众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然后再从基层着手、实行军事专政、推行军阀建国的总路线。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不仅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僭主政治更加彻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中国的蒋介石和亚洲、拉美的许多军事政变集团首领，都更能严密地控制整个社会。

据《蒋介石日记》，蒋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完全是由于个人原因：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个人独裁的主要反对者。这是距离辛亥革命的爆发还不到一百天。蒋后来在《日记》中说：“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可见双方都对此都讳莫如深。刺陶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开始撰写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如此提及，因为这是决定他和中国历史的最为重大的事件。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

陶成章（1878－1912年）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是光复会的创始人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包括他在内的一批成员看不起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国中部各省同盟会成员们的不满，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的通病和顽症，不失为警世箴言。

兼听则明，听一听不无好处。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 ……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后来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 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国成立后，国民党改组，孙中山觉得要强化“党的纪律”、建立个人独裁，因此需要改组。这时有两个主要革命领袖反对孙中山个人独裁。他们认为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为什么要对你孙文个人进行效忠？还要签字、盖手印？这哪里还有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反对最力的人一个是黄兴、一个就是陶成章。黄兴不屑于和孙中山争执，就离开国民党走了。除了他们，胡汉民、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也不希望看到党内民主转成个人的一言堂独裁，如1913年9 月27日，孙文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要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时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他一人。结果遭到大家的反对。去。

陶成章则公开批评孙文，并公开号召倒孙。孙文这时感到了危机正在扩大，为了杀一儆百，不惜动用黑社会手段，他自己不出面，却让陈其美向蒋提出要解决“陶的问题”。陶成章风闻有人要对自己下毒手，就住到医院里，但是蒋还是找到他，与另一个职业杀手一起刺杀了革命领袖陶成章。

这个暗杀行动不仅比斯大林、毛泽东残杀党内同志的行径都要早；而且比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的行动也要早一年。十几年后，蒋介石终于成为孙文的连襟。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否用陶成章的鲜血凝成的呢？由此看来，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凶残：也许正是其刺杀陶成章的卑鄙行为，启发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非法兼不义的暴力，从此在中国取代了政治辩论和民主竞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第一个背叛了民主革命。他不参加辛亥革命，却杀害辛亥革命的志士；不仅下山摘桃子，并且大吃人血馒头。

陶成章（1878─1912年）的小传如下：清末反满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希直，号焕卿，别署陶耳山人，自号会稽山人，笔名汉思、巽言等。浙江会稽人。六岁入义塾，十五岁即辍学为塾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编印过《白话报》、《中国女报》等书报外，还有《秋瑾集》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与蔡元培、龚未生等人在上海创建了光复会，负责联络浙、苏、皖、闽、赣等五省会党。次年8月，陶成章与徐锡麟、龚未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反清革命的武装干部。不久，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陶成章南下东南亚各国，联络海内外革命战争志士，筹募革命经费，并办报办学，著书立说，鼓吹革命。他在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期间，写了《浙案纪略》这编文章。宣统二年（1910年），
陶成章与章炳麟在东京恢复光复会，陶任副会长。次年，他又在上海组织锐峻学社，作为革命月功，陶成章又发动光复军起义，为光复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作出重大贡献。1912年1月14日，在上海广慈医院养疴的陶成章遭到阴谋暗杀，年仅三十四岁。

那么孙中山授意杀害陶成章是否一个误会或是误传呢？不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事实证明，孙中山不仅暗杀革命党人，还暗杀新闻记者，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是恐怖集团的首领。他所杀害的记者黄远生还是一个著名记者，远比蒋经国暗杀的江南更有影响力也更加正派，而同样也是在美国被害。死的时候比陶成章还年轻，年仅三十岁。

黄远生（1885－1915年），江西人，二十岁中进士，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听”、“能写”、“能奔走”的“四能记者”自勉，文笔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在中国新闻史上很有影响。他几乎对每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能抓住读者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知天下。其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四卷，收入二三九篇文章，死后于1919年由他人出版。内容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肯接受，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 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影响力，隔着大洋仍对中国社会发挥作用，以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的批评直指要害，为各派邪恶势力所忌。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却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在逃，一直未获。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误杀的牺牲品！无奈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凶手到底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 “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1916年初，黄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北洋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

当时黄远生的晚辈梁漱溟担任《民国报》记者，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 “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从此登堂入室，进入鱼龙混杂的北京大学，摇身一变为“思想家”，由此可见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梁漱溟虽然只比黄远生小八岁，但却是学生一辈的。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带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出自己写的《
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对梁的编写作了极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先前，1912年梁漱溟十九岁参加了汪精卫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说，“我有一段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且那个记者是外勤记者，外勤记者就是访察新闻的。”可见其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可以想见黄远生的遇难给梁漱溟带来的惊吓和压力，使他因“人生问题”的困扰两度自杀，还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梁漱溟逃离了记者行业，所幸其“佛学研究”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凭一个中学毕业资格登入大学教授坐席。他在北大七年发表了诸多著述，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梁濑溟曾对学生回忆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
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别人也转述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这都是黄远生暗杀事件的余波。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回忆黄远生“去美国，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写了一个《忏悔录》，到了就死了。”而梁漱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究元决疑论》就是因为看了黄远生临终前不久的《忏悔录》而写的。按照梁漱溟的理解，“《忏悔录》就是说自己过去一直跟上层啊、跟当时的高官贵族打在一团，打在一块儿，虽然好像是不参加他们，虽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让他拥护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这个忏悔啊，忏悔过去生活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么在男女问题上、在用钱上很随便，他的忏悔在这个地方。”

但是最奇怪的是，直到1980年代梁漱溟还公开宣称，由于美国华人将黄远庸（远生的字）错当成袁世凯的亲戚愤而杀之。梁还专门找出一番理由：黄远庸按英文的规矩被写作“远庸黄”，而华侨尽管在美多年仍用汉语的读写习惯，将远庸的“远”的音，误当作“袁”的音，因而导致黄的杀身之祸。这个“道理”看似自圆其说，实则站不住脚。况且历史真相也已披露，孙中山的党羽“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追杀黄远生，目标十分明确。至于国民党为掩人耳目，硬将黄远生和袁世凯“绑”在一起，在华人和华侨的中下层散布如此荒谬的谣言，并且谋杀选在圣诞节的中国餐馆，是考虑到人少，特别是在家过节的洋人少，则说明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罪案。

不仅梁漱溟对此罪案讳莫如深，更为蹊跷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洋洋十三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也对此哑口无言，只字未提黄远生之死。尤其考虑到，当时顾维钧作为中国驻美的特命全权公使，不可能对案情的蛛丝马迹全然闭目塞听，更不可能“忘记”了这个历史事件，除非他是有选择的遗忘。看来，黄远生之死能让很多这样的“好人”都装聋作哑，其背景确实非同一般的黑暗。

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极其诡诈的阴谋暗算。因为袁世凯与新闻界的关系确实非常糟糕，据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 月，袁世凯封闭报馆七十一家、传讯四十九家、捣毁九家，二十四位报人被杀害、六十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血腥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九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考虑到这一血腥的记录，那么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就有了“约束暴力”的意义：“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

这与其说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还不如说是“黄远生企图用法律限制袁世凯的暴行”。因为中国这些军阀领袖的杀人，远远超过了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管制。表面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孙中山则比袁世凯还凶残，竟然
追到美国杀害异己。这是1980年代“江南案”的孙文版。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可是新文学史上本已有名的黄远生，后来却被抹煞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为什么遭到第二次杀害？因为事实逐渐清楚了：他是被军阀建国的先行者孙中山给杀害的。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19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行动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林森后来担任民国政府主席，他的主席位置，究竟是由多少冤魂支撑起来的？

事实证明，黄远生之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的谎言实际上没有任何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要用恐怖手段消灭异议人士造成的血案。“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何要以卑鄙的、窃贼一样的暗杀手段，来消灭区区一介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人的卖国活动也有所揭露，如揭露“孙大炮” 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军阀的黑金图谋执政等事。孙中山为保障资金来源而杀人灭口，必欲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