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日本”是王朝的名字而非国名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神野志隆光教授在其《“日本”的诞生——古代东亚的文化世界》（二藤京 译）中指出，在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同在一个价值观下，或说东亚是作为一个文化世界而存在着的，“日本”当然也包括其中。例如，“日本”第一次以“日本”这个名义出现的事，发生在倭人年号的大宝二年（702年）。

在大宝元年（701年）的《大宝令》中，“日本”这个名字才被设定下来，第二年大宝二年的遣唐使把这个名称带到中国并得到了中国的承认。“日本”就这样诞生了。

《大宝令》已经失传，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养老令》，但那也是从《令义解》（833年问世）才可以看到。这个官方的解释要与令本身互相结合才生效。从《令义解》可见，在养老令中的公式令的开头就对天皇诏书的公文格式做了如下的规定：

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明神御宇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诏书。云云。咸闻。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九世纪后半期问世的书籍《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记”里看到《大宝令》的片段。《令集解》聚集了对于“令”所作出的诸种解释，在这个“古记”中可以看到的大宝令与养老令有根本差别，大宝令的五种格式，完全没有《养老令》那样的天皇即神的意思。大宝令的相关格式是这样的：

御宇日本天皇诏旨。

御宇天皇诏旨。

御大八洲天皇诏旨。

天皇诏旨。

诏书。云云。闻宣。

据“古记”，“御宇日本天皇诏旨”用于对外关系，“御宇天皇诏旨”、“御大八洲天皇诏旨”用于内部大事，“天皇诏旨”、“诏书”用于小事。拿它和养老令做一比较，显然没有“明神”一词。这说明公元八世纪的天皇还不被倭人认为具备所谓的神格，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天皇”一词这时还没有遭到日本的神化。

值得注意，大宝令里“御宇日本天皇诏旨”一句表明，“日本”是以“日本天皇”这样的连带形式初次出现的。这意味什么？

“日本”的意思，在“御宇日本天皇诏旨”、“御宇天皇诏旨”、“御大八洲天皇诏旨 ”的排列之下，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御宇”与“御大八洲”相对应，“御”是统治，“御宇” 即统治整个天下之意，“御大八洲”即统治大八洲这块国土之意。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可以看出，“日本”是作为“日本天皇”即作为对天皇的称呼而被规定的。对这个“日本”，如吉天田孝《天皇的诞生》（岩波新书 1977年）所说，把它看作王朝名是妥当的。所以“御宇日本”和“御大八洲”完全不同，“御大八洲”只是一个事实描述，是一个地方国王的职能；而“御宇日本”则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宇宙天皇的形象。

如果从《日本书记》这个书名来考虑，便可知那是仿照中国的正史《汉书》《后汉书》《晋书》等而创作的。而中国的正史书名，就是以王朝来命名的。这说明当时的倭岛史官有意模仿中国，把“日本”作为王朝名来使用。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的诞生不在大宝元年而在大宝二年。那是因为“日本”方面自己设定了“日本”的称号是不能算数的。在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中国王朝的认证就没有意义。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构成的，所以只有得到中国的承认才得以通用。肩负着获得中国承认这个重任的便是大宝二年的遣唐使。

我们可以从日本年号庆云元年（704年）七月粟田真人的归国报告中看到其详情。《续日本纪》里记载了粟田真人的归国。在记载之后有这样一段叙说：

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縁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仪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浄。岂不信乎？”语毕而去。（庆云元年七月朔条）

其大意可以翻译如下：

刚抵达唐时，有人来问：“你们是哪国的使者？”我们回答说“是日本国使者”。我们反问说：这里属于哪个州管辖？其回答说：“这是大周楚州盐城县之地。”我们又追问：“以前是大唐，现在称大周，那是为什么呢？”其回答是：“皇太后即位，称圣神黄帝，把国号定为大周。”问答结束后，唐的官员说：“我听说海东有大倭国，叫君子国，人民富裕安乐，重礼仪。而今看到其使者确实很讲礼仪，不能不信。”

唐的地方官的话证明他们已经晓得现在所称的“日本国”就是以前听说的“倭国”。同时也说明，日本的天皇称号，明显是从唐高宗的“天皇太帝”称号模仿、窃取的。相对于倭人的嬗变，武媚娘则承认了倭国所改称的“日本国”这个名称。《史记》的注释书《史记正义》这样注道：“案，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五帝本纪） “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夏本纪）《史记正义》是唐人张守节所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问世的，和武后媚娘基本上同一时代，所以上列所注是值得相信的证词。

当然在日本学者神野志隆光看来，《史记正义》所说的“武后改”，则是“彻头彻尾地反映了其以中国王朝为主体的态度，即国名不能由朝贡国擅自决定，而必须由中国来决定。以此，王朝名‘日本’才作为国名在东亚世界得到了承认。”

“日本”是一个适合于中华世界观的名称。“日本”不是倭人自我发明的，而是基于中文并得到中国承认的。因为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本来就有一个允许“日本”产生的的基础。从中国来看，“日本”带着日出的东夷之地的意思。因此，武后才会予以承认。

首先，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中，有关于“汤谷”（“旸谷”）、“扶桑”（“扶木”）的如下记载：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淮南子·天文训》）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黒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外东经》）

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

生下那十个太阳的是羲和，这在《山海经·大荒东经》里有所记载。这个世界的东方之极地叫做“日域”。这在初唐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并序”（673年）有如下之述：“天象平运，方祇广植；挺芳桂于月轮，横扶桑于日域。”意思是说天的运行顺当，在下面大地广阔，桂在月中挺立，扶桑树在日域大大地伸展。这个序把“日域”作为“扶桑”之地，具有与《淮南子》《山海经》的世界观相关的意义。

其次，“日域”作为世界观的一个表达，并不一定特指某个固定地区。不过，它在文章的前后关系及场面中有时带有具体性。比如《晋书·乐下》引用西晋诗人傅玄的乐府鼓吹曲《征辽东》：“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描写了238年辽东公孙氏被曹魏平定的过程中，魏军兵临“日域”的盛大情景，所以这里的“日域”当然是指公孙氏盘踞的辽东，而不是指后来的“日本”。又如在《翰林学士集》里收集了关于唐太宗在七世纪中叶远征高句丽的系列诗歌，“日域”、“扶桑”便作为高句丽代用词出现在其诗中，同样不是指更远一点的日本，高句丽位于辽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但是“日域”在向东延伸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到了唐高宗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倭岛，造就了“日本”概念。

最后还有“日下”这个词。汉代的字典《尔雅》“释地”条目说，“有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戸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这是说在“四方昏荒”即文化的边缘地区的“东极”，就是“日下”。

如此看来，在中华世界观里，与“日域”、“日下”相通的“日本”也是作为“东夷之极”的一个变称而变造出来的。“本”原指树木的下部，正如“末”原指树木的上部，由此可以理解“日本”带有“扶桑之下”的意思。尽管 “日本”这个词本身，在大宝令之前的古代中国典籍里没有确实的例句。但“日本”作为“日出扶桑的树下之地”，被倭人自己认定可以被中国接受。
 
类似的证据在日本方面也有出现。从九世纪初到十世纪后半，日本朝廷主持了达六次之多的《日本书纪》的讲读，这被称作“讲书”。从讲书中显然可以看到，“日本”是作为“东夷之极”而起的中国名称。比如，在936－943年间举行的讲书就说“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显然，这个“日本方面的认识”是在想象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书纪》把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伊兄妹所生的大八洲国为中心的地区称作“大日本丰秋津洲”，还说伊邪那岐把该国称作“日本浦安国、细戈千足国、矶轮上秀真国”（神武天皇三十一年四月条）。这是说这片国土最开始就叫“日本”。而这种说法，显然也是后人伪造的。

《日本书纪》这些伪造历史过程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改编先进的朝鲜诸国与落后的倭人自己彼此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创造一个“西蕃”朝鲜与“东方贵国”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关系，从而给予 “日本”一种超现实的价值并安排其理想地位的。所以《日本书纪》一边承认中国名称的“倭”所代表的真实历史，但是其引用过程却偷偷避开了倭与汉魏晋之间的册封关系（《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三年的各条引用了《魏志》关于卑弥古的记载，六十六条引用了《晋起居注》。卑弥古和神功皇后相重迭）；另外一边却违背历史地主张“日本”是一个属于自身的独立存在。

《日本书纪》如此捏造的“历史”，其奥秘在于用一个得到中国接受的“日本”来创造一个对朝鲜居于大国地位的“日本”，并用这种“国际关系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应该说，通过这些伪造历史的活动，“日本”便正式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了。虽然在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日本书纪》自说自话的对朝关系的“领导”地位；但日本自己却在心理上需要这个大国地位的伪装，需要这个模仿和窃取中国的帝国模式而伪造的帝国“日本”，来获得自己的民族自尊。

而叙述“日本”王朝来历的《日本书纪》就扮演了满足民族虚荣心这一角色。其价值突出表现在叙述与朝鲜诸国的关系上。《日本书纪》上面有关神功皇后摄政前纪的新罗王，向神功皇后宣誓服从的场面，使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明白：

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詟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因以叩头之曰：从今以后，长与乾坤，伏为饲部。其不干船柂而春秋献马梳及马鞭。复不烦海远，以年毎贡男女之调。则重誓之曰：非东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礼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升为星辰，而殊阙春秋之朝，怠废梳鞭之贡，天神地祇共讨焉。（神功皇后摂政前纪、仲哀九年十月条）

这一段在讲述完皇后的船乘风破浪一举逼近远国、军威震撼的情景之后，就描述新罗王看到阵势因而十分畏惧，新罗王还说来者肯定是“神国”“日本”的“神兵”便不加抗战而投降，并发誓永远服从。还说新罗王把各种各样的财宝载入八十艘船来上贡，说这是新罗王以后一直用八十艘船向“日本国”上贡的起源。接着《日本书纪》又记载说，高丽、百济两国的国王听说新罗王向“日本”投降，便随之发誓“从今往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 这完全是一种也是甚至说书的写法。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从神功皇后摄政四十六年直到五十二年，又在重复描写百济王听到有“日本贵国”后便从属的事情经过。刚才在摄政前纪已经说过的他和高丽一同发誓服从的事，到后面又重新说了一遍，这种极不自然的写法，就漏出了破绽：同样一个“历史事实”，怎么会发生两遍呢？而且后面的记叙又再提东方有“贵国”、名叫“日本”的陈词滥调……《日本书纪》就是如此无赖地强用朝鲜的嘴巴赞扬“日本”自己，用朝鲜的卑躬屈膝来夸奖日本在对朝鲜的关系上扮演了上国角色。这种白日梦，终于弄假成真，在一千多年后酿成了朝鲜民族的亡国惨剧。

正因为《日本书纪》所伪造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显然不是一个东西，是现实历史的“扭曲的反映”，所以一遇到适当时机，这个矛盾就会暴露并激化，这也是以后东北亚地区一系列麻烦关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