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日本”是王朝的名字而非國名

萬維讀者謝選駿來稿：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神野志隆光教授在其《“日本”的誕生——古代東亞的文化世界》（二藤京 譯）中指出，在古代，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同在一個價值觀下，或說東亞是作為一個文化世界而存在着的，“日本”當然也包括其中。例如，“日本”第一次以“日本”這個名義出現的事，發生在倭人年號的大寶二年（702年）。

在大寶元年（701年）的《大寶令》中，“日本”這個名字才被設定下來，第二年大寶二年的遣唐使把這個名稱帶到中國並得到了中國的承認。“日本”就這樣誕生了。

《大寶令》已經失傳，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養老令》，但那也是從《令義解》（833年問世）才可以看到。這個官方的解釋要與令本身互相結合才生效。從《令義解》可見，在養老令中的公式令的開頭就對天皇詔書的公文格式做了如下的規定：

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云云。咸聞。

明神御宇天皇詔旨。云云。咸聞。

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詔旨。云云。咸聞。

天皇詔旨。云云。咸聞。

詔書。云云。咸聞。

但是，我們還可以從九世紀後半期問世的書籍《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記”里看到《大寶令》的片段。《令集解》聚集了對於“令”所作出的諸種解釋，在這個“古記”中可以看到的大寶令與養老令有根本差別，大寶令的五種格式，完全沒有《養老令》那樣的天皇即神的意思。大寶令的相關格式是這樣的：

御宇日本天皇詔旨。

御宇天皇詔旨。

御大八洲天皇詔旨。

天皇詔旨。

詔書。云云。聞宣。

據“古記”，“御宇日本天皇詔旨”用於對外關係，“御宇天皇詔旨”、“御大八洲天皇詔旨”用於內部大事，“天皇詔旨”、“詔書”用於小事。拿它和養老令做一比較，顯然沒有“明神”一詞。這說明公元八世紀的天皇還不被倭人認為具備所謂的神格，也就是說，來自中國的“天皇”一詞這時還沒有遭到日本的神化。

值得注意，大寶令里“御宇日本天皇詔旨”一句表明，“日本”是以“日本天皇”這樣的連帶形式初次出現的。這意味什麼？

“日本”的意思，在“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御宇天皇詔旨”、“御大八洲天皇詔旨 ”的排列之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御宇”與“御大八洲”相對應，“御”是統治，“御宇” 即統治整個天下之意，“御大八洲”即統治大八洲這塊國土之意。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

可以看出，“日本”是作為“日本天皇”即作為對天皇的稱呼而被規定的。對這個“日本”，如吉天田孝《天皇的誕生》（岩波新書 1977年）所說，把它看作王朝名是妥當的。所以“御宇日本”和“御大八洲”完全不同，“御大八洲”只是一個事實描述，是一個地方國王的職能；而“御宇日本”則是一個理想，是一個宇宙天皇的形象。

如果從《日本書記》這個書名來考慮，便可知那是仿照中國的正史《漢書》《後漢書》《晉書》等而創作的。而中國的正史書名，就是以王朝來命名的。這說明當時的倭島史官有意模仿中國，把“日本”作為王朝名來使用。

進一步的考察可以發現，“日本”的誕生不在大寶元年而在大寶二年。那是因為“日本”方面自己設定了“日本”的稱號是不能算數的。在東亞世界，沒有得到中國王朝的認證就沒有意義。古代東亞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而構成的，所以只有得到中國的承認才得以通用。肩負着獲得中國承認這個重任的便是大寶二年的遣唐使。

我們可以從日本年號慶雲元年（704年）七月粟田真人的歸國報告中看到其詳情。《續日本紀》裡記載了粟田真人的歸國。在記載之後有這樣一段敘說：

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縁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稱號聖神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儀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浄。豈不信乎？”語畢而去。（慶雲元年七月朔條）

其大意可以翻譯如下：

剛抵達唐時，有人來問：“你們是哪國的使者？”我們回答說“是日本國使者”。我們反問說：這裡屬於哪個州管轄？其回答說：“這是大周楚州鹽城縣之地。”我們又追問：“以前是大唐，現在稱大周，那是為什麼呢？”其回答是：“皇太后即位，稱聖神黃帝，把國號定為大周。”問答結束後，唐的官員說：“我聽說海東有大倭國，叫君子國，人民富裕安樂，重禮儀。而今看到其使者確實很講禮儀，不能不信。”

唐的地方官的話證明他們已經曉得現在所稱的“日本國”就是以前聽說的“倭國”。同時也說明，日本的天皇稱號，明顯是從唐高宗的“天皇太帝”稱號模仿、竊取的。相對於倭人的嬗變，武媚娘則承認了倭國所改稱的“日本國”這個名稱。《史記》的注釋書《史記正義》這樣注道：“案，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五帝本紀） “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夏本紀）《史記正義》是唐人張守節所撰，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問世的，和武后媚娘基本上同一時代，所以上列所注是值得相信的證詞。

當然在日本學者神野志隆光看來，《史記正義》所說的“武后改”，則是“徹頭徹尾地反映了其以中國王朝為主體的態度，即國名不能由朝貢國擅自決定，而必須由中國來決定。以此，王朝名‘日本’才作為國名在東亞世界得到了承認。”

“日本”是一個適合於中華世界觀的名稱。“日本”不是倭人自我發明的，而是基於中文並得到中國承認的。因為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本來就有一個允許“日本”產生的的基礎。從中國來看，“日本”帶着日出的東夷之地的意思。因此，武后才會予以承認。

首先，在《山海經》《淮南子》等中，有關於“湯谷”（“暘谷”）、“扶桑”（“扶木”）的如下記載：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淮南子·天文訓》）

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黒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經·海外東經》）

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山海經·大荒東經》）

生下那十個太陽的是羲和，這在《山海經·大荒東經》裡有所記載。這個世界的東方之極地叫做“日域”。這在初唐盧照鄰的“病梨樹賦並序”（673年）有如下之述：“天象平運，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意思是說天的運行順當，在下面大地廣闊，桂在月中挺立，扶桑樹在日域大大地伸展。這個序把“日域”作為“扶桑”之地，具有與《淮南子》《山海經》的世界觀相關的意義。

其次，“日域”作為世界觀的一個表達，並不一定特指某個固定地區。不過，它在文章的前後關係及場面中有時帶有具體性。比如《晉書·樂下》引用西晉詩人傅玄的樂府鼓吹曲《征遼東》：“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群逆破膽咸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描寫了238年遼東公孫氏被曹魏平定的過程中，魏軍兵臨“日域”的盛大情景，所以這裡的“日域”當然是指公孫氏盤踞的遼東，而不是指後來的“日本”。又如在《翰林學士集》裡收集了關於唐太宗在七世紀中葉遠征高句麗的系列詩歌，“日域”、“扶桑”便作為高句麗代用詞出現在其詩中，同樣不是指更遠一點的日本，高句麗位於遼東半島和日本列島之間。但是“日域”在向東延伸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到了唐高宗以後，就順理成章地延伸到了倭島，造就了“日本”概念。

最後還有“日下”這個詞。漢代的字典《爾雅》“釋地”條目說，“有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璞註：觚竹在北。北戸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這是說在“四方昏荒”即文化的邊緣地區的“東極”，就是“日下”。

如此看來，在中華世界觀里，與“日域”、“日下”相通的“日本”也是作為“東夷之極”的一個變稱而變造出來的。“本”原指樹木的下部，正如“末”原指樹木的上部，由此可以理解“日本”帶有“扶桑之下”的意思。儘管 “日本”這個詞本身，在大寶令之前的古代中國典籍里沒有確實的例句。但“日本”作為“日出扶桑的樹下之地”，被倭人自己認定可以被中國接受。
 
類似的證據在日本方面也有出現。從九世紀初到十世紀後半，日本朝廷主持了達六次之多的《日本書紀》的講讀，這被稱作“講書”。從講書中顯然可以看到，“日本”是作為“東夷之極”而起的中國名稱。比如，在936－943年間舉行的講書就說“唐朝以在日出之方，號雲日本國。東夷之極，因得此號歟？”顯然，這個“日本方面的認識”是在想象中國方面對日本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還有，《日本書紀》把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伊兄妹所生的大八洲國為中心的地區稱作“大日本豐秋津洲”，還說伊邪那岐把該國稱作“日本浦安國、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真國”（神武天皇三十一年四月條）。這是說這片國土最開始就叫“日本”。而這種說法，顯然也是後人偽造的。

《日本書紀》這些偽造歷史過程的目的，是企圖通過改編先進的朝鮮諸國與落後的倭人自己彼此之間的關係，來重新創造一個“西蕃”朝鮮與“東方貴國”日本這樣一個虛幻的世界關係，從而給予 “日本”一種超現實的價值並安排其理想地位的。所以《日本書紀》一邊承認中國名稱的“倭”所代表的真實歷史，但是其引用過程卻偷偷避開了倭與漢魏晉之間的冊封關係（《日本書紀》神功皇后攝政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三年的各條引用了《魏志》關於卑彌古的記載，六十六條引用了《晉起居注》。卑彌古和神功皇后相重迭）；另外一邊卻違背歷史地主張“日本”是一個屬於自身的獨立存在。

《日本書紀》如此捏造的“歷史”，其奧秘在於用一個得到中國接受的“日本”來創造一個對朝鮮居於大國地位的“日本”，並用這種“國際關係來確認自身的存在價值。應該說，通過這些偽造歷史的活動，“日本”便正式登上世界歷史的舞台了。雖然在現實中，中國從來沒有承認過《日本書紀》自說自話的對朝關係的“領導”地位；但日本自己卻在心理上需要這個大國地位的偽裝，需要這個模仿和竊取中國的帝國模式而偽造的帝國“日本”，來獲得自己的民族自尊。

而敘述“日本”王朝來歷的《日本書紀》就扮演了滿足民族虛榮心這一角色。其價值突出表現在敘述與朝鮮諸國的關繫上。《日本書紀》上面有關神功皇后攝政前紀的新羅王，向神功皇后宣誓服從的場面，使這個問題變得非常明白：

新羅王遙望以為，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為飼部。其不干船柂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年毎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升為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神功皇后摂政前紀、仲哀九年十月條）

這一段在講述完皇后的船乘風破浪一舉逼近遠國、軍威震撼的情景之後，就描述新羅王看到陣勢因而十分畏懼，新羅王還說來者肯定是“神國”“日本”的“神兵”便不加抗戰而投降，並發誓永遠服從。還說新羅王把各種各樣的財寶載入八十艘船來上貢，說這是新羅王以後一直用八十艘船向“日本國”上貢的起源。接着《日本書紀》又記載說，高麗、百濟兩國的國王聽說新羅王向“日本”投降，便隨之發誓“從今往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 這完全是一種也是甚至說書的寫法。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從神功皇后攝政四十六年直到五十二年，又在重複描寫百濟王聽到有“日本貴國”後便從屬的事情經過。剛才在攝政前紀已經說過的他和高麗一同發誓服從的事，到後面又重新說了一遍，這種極不自然的寫法，就漏出了破綻：同樣一個“歷史事實”，怎麼會發生兩遍呢？而且後面的記敘又再提東方有“貴國”、名叫“日本”的陳詞濫調……《日本書紀》就是如此無賴地強用朝鮮的嘴巴讚揚“日本”自己，用朝鮮的卑躬屈膝來誇獎日本在對朝鮮的關係上扮演了上國角色。這種白日夢，終於弄假成真，在一千多年後釀成了朝鮮民族的亡國慘劇。

正因為《日本書紀》所偽造的“日本”與真實的“日本”顯然不是一個東西，是現實歷史的“扭曲的反映”，所以一遇到適當時機，這個矛盾就會暴露並激化，這也是以後東北亞地區一系列麻煩關係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