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我简单讲几句，不需要15分钟，可以为大家节约一点时间。我讲几句不谐之音，刚才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我有一个感觉，好像大家都是站在同一个话语体系、同一种观念共识上来讲的。我自己是在这个体系、这种共识之外的，所以对这三十年的评价可能和大家不一样。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它们不是全部。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和珍惜。站在这个角度看，我对这30年的评价是比较正面的。改革开放就像刚才李炜光老师说的，其起因有财政危机的因素。站在政府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就是从一种统治危机开始的。在文革结束时，存在一个统治有效性丧失的危险，此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措施和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以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重建政权有效性。可以说，政府搞改革开放的这种目的，这30年基本达到了，同时民间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益处。一方面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一方面是民间个人自由的空间，私域有了比较大的扩张。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和三十年前相比，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在这个方向的改革也积累了一些负面效应，就像茅老总结的，一个是腐败，一个是贫富分化。这些恶果是这个方向的改革带来的，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东西难以超越。造成这个恶果后，这一届中国政府又提出了两个东西，一是科学发展观，就是来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还有一个是以人为本，也是调整原来的改革方向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的。这说明，政府想要调整，至少表现出来了这种意愿。
也就是说，这个改革一方面是成绩很大，另一方面本身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本身也在进化，也有一个自我进步的过程，改革本身也在被不断改革。不论是权力腐败也好，还是包括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固化也好，怎么办呢？我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个格局也是会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茅老也有一个观点，说西方早期的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多特权，由特权到人权，西方这个过程花了几百年。我想，如果中国再花50年能够走完这段历程，也是了不起的。50年应该是从现在算起，而不是从改革开放那时算起。那个时候是旧的特权被打破，新的特权逐渐形成的过程。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虽然同样由权贵所主导，但必须能与市场机制，与现在的全球化机制相适应，这就有一个重新建立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这30年完成了，利益格局重新固定化了。我认为这前一个过程是很难避免的，只要是改革而非革命，就必然是权势集团主导的，就有既得利益群体产生。历史上西方也是如此，关键是不能听之任之，还要接着走下一步。再花几十年，再把这种利益格局调整过来，我觉得是可以变换过来的。
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迹象了。这个政权现在相对于毛时代也好，或者前面的邓、江也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内部有一个权力分化、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对外就难以采取很强硬的手段，而会选择尝试各种柔和的手段。江泽民在接见国外记者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大家都认为我有一个优点，比较果断。毛邓江三代领导人的果断，和权力高度集中，不存在不同声音是分不开的。在内部出现变化后，对外也会发生变化。这样的政权可能不会采取主动的自由化或者民主化的改革，但它会被动地适应已经变化的形势。在这方面，政府的每一个让步就是民间的每一个进步，这样变化就一步一步发生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孙志刚事件，厦门PX事件，派警察到北京抓记者事件，这些事件上政府的刚硬都在软化，都在顺应民意。这可能是政府的被动反应。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反应，因为背景已经变化了。不但国内的利益格局、力量分布出现了多元化，国外更是这样。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独立自主”的时代了，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越来越要看国外各种各样势力的形势了。它必然要自己改变，这些改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一步一步中做到的。在89年以后，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士曾经极度失望，但后来他们中不少人又重新抱有希望。因为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市场经济一定会带来一个政治的开放。后来这么多年，三十年过去了，好像还没有，大家就有一点着急了，觉得这个公式好像不成立了。我觉得这个公式还是成立的，还在起作用，只不过它发生的过程，可能其长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这个过程的缓慢超出了一些人的期待，实际上这个过程还一直在发生。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还会发展下去，估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延续这样一种模式，就是我很赞成李炜光老师刚才提出的，由民间主动，然后官方被动的做出反应，在这样一种互动当中就一步一步往前走；而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总体的计划，这个是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慢慢变化，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期望。可能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会不会慢得来不及呢？很多人会举晚清的例子，说晚清就是耽误了改革的时机，来不及了，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晚清的崩溃和改革不改革，早不早晚不晚没有多大关系，它失败的理由是在于统治有效性的丧失。在那个时候统治已经无效了，中国当时是有亡国之忧了，所以志士仁人都起来要推翻这个政权，救亡图存。这才是晚清倒台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不管搞不搞立宪，搞不搞改革，可能晚清都得倒台；越早改革，可能越早倒台。我觉得现在中国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只要它的经济增长还能够持续，这个统治的有效性就还能维持。包括即使在现在这样一种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下，也还是能够维持的。就是说这样一种缓慢的变化和进步还能继续下去，真正的危险和考验是来自于经济，要是经济如果发生问题，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型迹象，就是说要把那种旧的粗级工业淘汰，要依靠科技创新，要讲究环保，这里面蕴含了很大风险，如果这个转型做不好的话，确确实实很可能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发生崩盘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民主派就可以提出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是不是先要搞民主来避免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民主并没有这样一种神奇的效果。民主可能象某些人说的 “是一个好东西”，但它并不是灵丹妙药。从历史经验看，它似乎更善于锦上添花，却未必能够雪中送炭。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民主国家，经济搞得不好的很多，因为经济危机而引发了政治危机的也有很多，唯独就是没有看到过有一个国家，本来因经济危机要崩溃了，通过搞民主化一下子又好了，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也不要期待民主化在中国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如果说现在这个经济增长的局面，社会缓慢自发演进的过程还能延续的话，对于整个社会都是幸运的。如果说经济不行了，这一渐进过程延续不下去了，那么搞民主也不行。这就是我的观点。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