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连军队和国民党本身，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组织。

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在1927年4月12日开始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进行了“清党”。为了对抗苏联的渗透，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的国民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

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党──政府──军队”，到蒋介石执政以后，被颠倒过来：1935年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927—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二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可见军阀建国的步伐正在得到强化。

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结合东方与西方，以中国的儒家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主义以民粹方法迅速动员民众，结果他掀起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恶人趁机作怪，而特立独行的人却只能忍受政治压迫──这些动员方式的恶果后来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里登峰造极，被共产党自己称为“十年浩劫”（1966年文革到1976年毛死）。

1932年，蒋介石恢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不久，张静江、戴季陶来访，他们告诉蒋介石，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其党魁阿道夫希特勒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主张铁血政策振兴国家，他们的做法似乎值得中国民族主义吸取。蒋介石听了介绍，不久之后就决定请戴季陶带一个代表团去德国考察，并表示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军队，还将分批派人到德国学习。戴季陶从德国回来后，再次劝说蒋介石学习希特勒，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军事上的準备，以内御国贼、外抗强权。

于是蒋介石命令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復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如何復兴的长文。由于蒋介石的提倡，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兴盛一时。此时黄埔系中一些骨干分子组成“蓝衣社”，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CC系的“中央调查处”也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系统。

CC派，是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领导的，他们两人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据说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而陈立夫1926年成为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

有评论认为，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日本特务部门则把CC派叫做“CC团”，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共产国际操纵的所有军事团体和外围组织，它以抵销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巩固二次革命的成果。

此后国民政府与纳粹政府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朱家骅去德国，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1932年5月请来了塞克特将军，他在1920年至1926年担任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策略。迫使中央苏区苏联人训练的工农红军开始了一场自称 “长征”的被迫逃亡。“长征”的方向是西南，所以并非“北上抗日”，制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决定北上依靠苏联、蒙古的。

1935 年，蒋介石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1936年4月8日，双方还在柏林签署了《易货协议之补充信贷合同》。美国《中国每周评论》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指出：“我们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其实，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孙中山的个人独裁和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之间的一个环节。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它是反共的、民族主义的。说“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特别是指蒋介石利用法西斯主义来振兴中国，与孙中山勾结苏联来振兴中国，如出一辙。这虽然比毛泽东一边倒向苏联，甘做斯大林的儿子党、为了支援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非洲、、古巴、东南亚共产党）而牺牲国家民族的发展，要好一些，但也是后患无穷的。因为与狼共舞者，难免被狼吃掉；为虎作伥者，首先为虎牺牲。为毛泽东尽忠的红卫兵和林彪，后来一一惨遭毛泽东的毒手，就是一个个冗长的黑色故事。

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战胜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仅仅四年，就被迫离开大陆；其子蒋经国随同他苦心经营台湾将近四十年，死后仅仅十二年就丢失了政权，现在父子两个连临时的坟墓都快要保不住了，随时可能被驱逐。蒋家父子何以在大陆和台湾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蒋家父子作为现代国家的开路先锋，分别建设了大陆和台湾，何以自己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应该说，其中原因多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会导致行为上的莫衷一是和前后矛盾。这个行为特征不仅是蒋介石父子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僭主们的共同特点，例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又镇压文革，接见红卫兵又流放红卫兵，被他始乱终弃的人们，最后则成了他的“革命事业”的掘墓人。毛派分子在当今大陆的处境，不会比蒋家余党在台湾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凡此种种，不得不认为是某种不好的民族习惯造成的，例如喜欢窥测动向，根据环境迅速改变自己，以致投机甚至赌博成为“华人”的代号。蒋介石做过股票生意，毛泽东家族甚至是高利贷经营者，这些人后来能成为中国的领袖都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公开认信过，但是他可能没有认真读过《圣经》，否则他就不会纵容蒋经国参拜偶像和传播偶像，尤其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国家行为。蒋介石作为其父亲，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不积极阻止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同谋共犯，当然难辞其咎。国家行为如此，民族隐患生根，社会动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蒋经国的钦定继承人李登辉，后来也是如此行。他自称基督徒，却到处跪拜庙里的偶像。还有许多“民意代表”也上行下效，顶着基督徒的光环却去崇拜迦南的偶像，把一个外表亮丽的台湾弄得乌烟瘴气。《圣经》上对信过神又背叛神的人，所规定刑罚是很重的。《申命记》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一再重申过这样诅咒：“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二十八章）

成年后的蒋介石持续不断地书写日记。他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但在日记中常常批评自己。当然，从他仔细保留自己的日记这个动作看，并不排除他具有这样一个动机：预留一个为自己洗刷责任的空间，向后代提供一个他所讲述的“真实历史”。但是毕竟，他的日记没有重要的涂改，而且始终连贯。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吾之同仁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仁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他不知道，这个混合是致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有罪的总理永远不能与无罪的基督相提并论。

如果比喻说大陆类似埃及，台湾类似迦南，那么从一开始，蒋介石父子在信仰上的道路就走歪了。所以他们的事业和后人最终也许只有回到埃及，而无法在迦南建立佳美之地。他们出埃及的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信仰上并最终在文明发展上却是失败的。

无论从神秘的还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的成功，如果缺乏信仰上、文明发展上的根基，最终是要迅速瓦解的。“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这算不算是玩弄信仰所得到的一个回报呢？

蒋介石帮助中国摆脱一百多年（1840—1945年）的屈辱地位，使得中国成为五大强国之一、民族得以重新站立起来；如果再考虑到1840年代的中国沦为满洲的殖民地已有二百年之久，而蒋介石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可以说蒋介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蒋经国主持中国复兴基地的建设，台湾经验风靡大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样板，它提供的资金、人才、市场转让等，使中国大陆得以崛起，人民也有程度不同的受益。

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十九》）还有一段话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勉：“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九：二七》）否则，二十世纪的灾难就还不会过去，它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再画上浓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