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万维网友沙鸥来稿：看《中国不高兴》的标题，很容易想起流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但是，同样是代表民族主义的声音，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可以说不》体现的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反应，在这里，主体本身的存在是被动的，是因应外在客体的一个参照。换句话说，在《中国可以说不》的语境中，中国作为一个主体，其本身的存在以外界的视角为坐标，“可以说不”正是为了让外界说是，犹如一个主体意识朦胧的小孩撒娇以获取大人的认可。因此，在《中国可以说不》中，充满着自外而内的应激反应，一种压迫式的反弹，这种反弹，一方面缺乏对自身能力的综合评判，另一方面则充满着反对压力的冲动。

《中国不高兴》则代表了对主体存在的内在认知，在这里，主体的存在是主动的，客体则成为主体的参照，主体对客体的反应以自身的存在为坐标，“我思故我在”。换句话说，在《中国不高兴》的语境中，中国作为一个主体存在，开始注重本身的内在逻辑，外界的视觉应该以其内在逻辑为坐标，否则，“中国不高兴”----你想要高兴，首先你要让我高兴；我要高兴，首先要我内部高兴。因此，在《中国不高兴》中，充满自内而外的不动声色，一种外溢式的张力，一方面表露出对自己从内政到外交的自省，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应对外界的从容。

应该说，这两者无意或有意的语式转换，体现的是一种从被动到主动的心态转变，从弱者到强者的意识变化----强者自强，何须看别人脸色？

如果说，《中国不高兴》能够代表目前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让人放心了，这不是基于它的强硬，而是基于它的自信。极端从来是弱者的武器，理性则则是强者自信的体现，这是一个心理学常识，就如骂人者大都由于底气不足，是典型的弱者心态；强者沉默内省，却自然令人敬畏。妄图改变全世界的，大都是两类国家，一是过于强大，无人可制，就如历史上的大帝国，二是物质贫缺，精神亢奋，就如多年前的中国。前者是常态，后者是病态，这同样是历史常识。幸运的是，无论从国际国内环境看，现在中国都不属于这两者，这是现实常识。从《中国可以说不》的浮燥到《中国不高兴》的自信，这是一种进步。

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作为一种思潮，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进步，而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的自由主义的大概还在原地打转，虽然与当年自由派对《中国可以说不》的不屑和否定不同，这一次，《中国不高兴》出来后，自由派的反应还算温和，除了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媒体发出些诸如“极端”、“非理性”、“民粹”等等莫名其妙的牢骚。但就基本倾向而言，不以为然大概是自由派们的普遍心态，因为中国的自由派对民族主义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从当年前南战争时中国使馆的被炸，到南海撞机事件，直到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国自由派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可谓恶感至深。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民间社会的逐渐边缘化是件令人遗憾的现象，其根源之一就在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渐行渐远，以致冰火不容。后毛时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已经摆脱以往的意识形态樊笼，转为正常的国家利益博弈，此时，民族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执政的中共以何种动机来借此收割政治利益，但是，对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巩固的中国民众来说，推动并整合民族主义从而强化国家认同的做法却是正当和必要的，它有利于中国以国家为主要的整合力量来应对处于自治状态的世界格局。

中国自由派对民族主义不加辨别的批评以至咒骂，无疑是对这种意识的背道而驰。正是这种背道而驰，在学界看来，中国的自由派有民族虚无主义或国家虚无主义的天然倾向；而在民间社会看来，一个缺乏民族归属感的人，在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很容易沦为一个“洋奴”。更有意思的是，自由派在与“左”派的各种论战中，把民族主义逐渐的推给“左”派，以至于民间社会形成这么个印象：中国的“左”派一般都是民族主义者，而自由派一般是反民族主义的。这如同“左”派把“民主”话语权拱手让给自由派一样，同样令人哭笑不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民间社会的逐渐边缘化完全是咎由自取。本来，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又或者是爱国主义，从来有对外和对内的双重意义，因为民族主义是个人基于社会归属感的天然情感之一，从人的社会属性上有其天然正当性，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外，他可以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言者；对内，他可以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言者，这两方面的作用恰恰构成了自由派所垢病的国内“政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的有力制约。

就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与自由、民主等观念一样，中国民族主义的观念也是一个思想舶来品。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从魏源到梁启超，其最大的思想成就之一是对深陷于王朝观念的国民的现代国家意识的启蒙，而这种启蒙的思想基础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这与历史上西方启蒙思想家以国家主权、人民主权等观念颠覆神权、王权，从而建立现代国家所走的道路一模一样。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还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议，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毫无疑问是以“中华民族”这一国家主体意识为基本思想铺垫。

就历史过程而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并不是天然的对立，比如说，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合力的影子，典型例子是以自由为立国精神的美国建国；而二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更是以自由为基本诉求之一，因为“民族自决权”不单单表露出某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平等”，更体现某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自由”。

就自由的本身内涵来说，人类社会最彻底的自由状态大概是丛林状态，任何一个以国家为基本秩序的社会都意味着个体自由的某种让渡。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一个限度的问题。以个体自由来作为反对民族主义这一集体意识的逻辑起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个体可以有拒绝这种集体意识的自由，但是，并没有阻止他人组合这种集体意识的权利。

枉顾民族主义的合理内核，一味神经过敏的把它打上“极端”的标签予以排斥，借用自由派批评民族主义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反应。任何一种极端的东西，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不是个好东西，极端民族主义有种族主义的历史前鉴，极端自由主义同样有无政府主义及国家虚无主义的思想前鉴。如果说，自由派在批评《中国可以说不》还有一丝理性忧虑的话，那么自由派媒体在批评《中国不高兴》时就纯粹的只剩下无可奈何的失落感了。

追求自由作为人的自然属性之一，是合理的，但是，它要成为某个社会的一个价值根基，其前提是需要与其他价值的相互契合，而不是有你无我的取舍。价值多元本身是各种价值的相互妥协和融合的结果，这意味着哪怕在自由派所追求的“多元社会”中，自由主义并非唯一的最高价值，不管是与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保守主义、或者其他主义相比较。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得到一个让自由主义逐渐被边缘化的社会结果，这不但是中国自由派们在书斋中对自由主义误读的结果，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种现实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