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丁来稿：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的天敌

万维网友吴小丁来稿：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讲纲纪法统，中共更像一个封建帮会组织。国际社会似乎也曾公认他是中国的NO.1，其实，那是对中共封建政权的蔑视与羞辱。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按照国际礼宾规格，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以民主与法制立国的美国，给了邓小平19响。其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华国锋。以副总理之职，谋政府首脑之尊，这就是中共的邓小平，霸道。超越法度的个人权威，只能发生于腐朽的政治体制……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说，其实是一个骗人的政治谎言。事实上，邓小平的特长，只是敢于冲破禁锢、勇于运用封建权威罢了。这对于一个军阀出身的暴君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开放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毛泽东路线已经破产，中国处在走投无路的生死关头，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党内健康力量又已经成熟；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就摆在我们面前的，走什么道路来挽救中国，需要谁来设计吗？需要的只是勇气与权威。中国的改革，没有先知先觉者，自下而上的探索而已，顺应了民间和社会潮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根本就没得设计规划，穷途末路了，先打开国门再说。事实上，中国的开放先于改革，活得太艰难嘛，已经迫不及待了。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改革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力无法设计改革，只能够设计制度。

邓小平后来推行的那些东西，在西方是成熟的经验与游戏规则，老老实实学习就成。事实上，他也没得自己的设计“专利”。即便是仿效，也没有仿效到家；画虎类犬或假冒伪劣，并创造了好多腐朽的“中国特色”。

不能将历史政治化，也不能将历史意识形态化，要实事求是。

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共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而他们头上“左”的紧箍咒依然，根本就不敢大刀阔斧推进市场化改革。是胡耀邦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1977年10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12月，兼任中组部长。在他的部署下，1978年5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求是派”与“凡是派”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拨乱反正”、“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真正主帅是胡耀邦；与此同时，地方大员万里、赵紫阳等，已经顺民犯上，大胆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从此开启。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只是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几乎看不到具体的“设计”与蓝图；其通过的农业文件中，仍然是明令禁止包产到户的。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承认“联产计酬”与“包产到户”，那是中国农民通过执着地反抗争得的胜利，为了要活命呐！事实上，算得上是纲领性或指导性文件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才出台。

按照邓小平的本性，他只是一个与毛泽东同类型的封建军阀、农民革命领袖。邓小平也是“文革”前“极左路线”的制定、组织与实施者。邓小平小毛泽东11岁，中共八大以后的政治格局，形成了邓小平与林彪两个事实上的接班人并存的局面。只是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失败了，并成为“文革”的受害者，他才开始觉悟。然而，事实证明，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只是一个成功的农民革命家，而不是合格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现代领导人。一个农民革命家，进入不了现代政治文明。毛与邓最无赖的政治品格，即口是心非、食言而肥、欺骗人民——中共建政六十年的作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统治手段很简单，就是谎言加暴力。

1952年，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与高岗等5人奉召进京。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推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和副帅。他出任过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右办公室主任。57年6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由邓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报告；7月17日开始的省市书记青岛会议，由邓作主题报告，对全国反右运动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8届3中全会，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整风运动推向全国各阶层……邓小平积极介入党内斗争，为获得毛泽东的赏识与提拔，在反“高饶联盟”斗争中奋勇当先并成为卑鄙的告密者；中共党史称，邓小平“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随后，从批判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粟裕的军內斗爭，到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反对《刘志丹》小说案引发的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直到“四清”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系列夺权政治运动，邓小平是紧跟毛泽东的极左得力干将。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国际上也是反右先锋；中国共产党在同苏联共产党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争论中，邓小平是著名的极左而又大错的“九评”起草小組负责人，也是多次同苏共直接论战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受到毛泽东到机场迎接的最高规格奖赏……邓小平左得实在“可爱”。

虽然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把邓小平列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又有所区别，沒有开除党籍，受到重点保护。如果“林彪身体不行，”毛泽东“还要起用邓小平。”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后，确实起用了邓小平。只是邓不同意毛泽东文革“三七开”的结论，才又一次掉下去了。事实上，邓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会前，要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中，仍然强调“四人帮”是“走资派”；一直以来，“走资派”，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杀手锏……文革挫折，并沒有改变邓小平反右的理念与意志。其实，推行“极左路线”和“斗争哲学”，邓小平与毛泽东同罪。这也是邓小平不能否定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定毛泽东必然导致否定他自己。由于邓小平坚持不给“右派”平反，为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努力造成了极大障碍……事实证明，邓小平以暴力起家靠反右而腾达，极左与专制，是他根深蒂固的本性。由他来“设计”并领导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必然是畸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领导者和主持人是华国锋；而改革开放的旗手，不单有邓小平，还有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万里等。中共把十一屆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因为那次会议发扬民主，冲破会议程序和框框，对毛泽东个人迷信、对文革进行批判和否定，对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予以支持和肯定，并与社会的民主墙运动相呼应，顺应民意，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了反。这些成果却被邓小平一个人窍取了，而从职务上看，他只是一个配角。但是，会议留下的遗产──发扬民主和解放思想，保障了胡赵十年的改革，使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人民获得了实惠。然而，8964镇压事件，蹂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良好开局，暴露了邓小平封建专制的本性。邓小平掌权以后强调“依法治国”，但事实上却是党比法大、而他比党大，俨然“太上皇”。骨子里没有脱俗，邓小平算不上真正的改革者和政治家。

实际上，邓小平既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主义也没有，他只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封建专制者。“白猫黑猫论”——庸俗的实用主义；“不争论”——掩耳盗铃的实用主义……为了晚年复出，邓小平曾经信誓旦旦效忠华国锋，甚至卑躬屈膝到呼号“万岁”的程度，缺乏政治家气节。邓小平实际取得中共党、政、军一切权力，华国锋被赶下台，是在1980年。邓晚年复出以后，左右两手都为他所用，三教九流，有用的就是真理，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专制者，再也没有思想政治上的“主义”与“信仰”了。所谓“邓小平理论”，是中共制造的政治泡沫，婊子牌坊而已。邓小平对理论和书本知识不感兴趣，自己都承认读的书不多，马列全集一遍也没读完，他够不上“理论”的层次。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有心人，都记得那段历史——最先提出“价值规律”、“市场化取向”和“商品经济”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觉悟的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人物，胡耀邦、赵紫阳被海内外誉为“改革派领袖”。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没有邓小平，中国依然会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起码不会如今天这么僵化……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反思中，如果不记得戈扬，王若水，刘宾雁，包遵信等等这些名字，那我们就很难踏实地继续往前走。曾因民主而投奔中共的知识精英，又因为民主而唾弃了中共……

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入世的武夫，邓小平自诩为“武侠爱好者”，成为民主与法制的天敌，是不足为奇的。军阀式人物，成功的革命家，是天生的强权专制者；崇尚暴力解决问题，具有天然的反民主反法制基因。所以，军人是不能从政的，其职业特征和思想行为方式不允许。

粉碎“四人帮”的手段与程序，不也是违法犯规的吗？程序正义优先，如果目的正当，手段与程序也应当合法。中共从来就是用军阀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军阀就是军阀，军阀就要消灭异己，兵不厌诈，不讲游戏规则。直到今天，中共政权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军政权；中共总书记必须兼任军委主席，“党指挥枪”，依靠武力坐天下。执掌中共政权的要害，就是实际控制军权。在中国，不但没得民主法制与宪政，就连中共的《党章》都是一纸空文。

叶剑英虽然辅助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但政权最后落到了邓小平手中。叶剑英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对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深恶痛绝，愤而辞去了政治局常委职务。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专制就不说了，关键是后人的扬弃与改革。与蒋介石逝世以后的国民党比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错误，就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没能实现自身与社会的民主转型。毛泽东之后，两个最优秀的中共领导人当属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党内民主派的旗帜”，他们具备与蒋经国齐名的条件与素养。但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由于邓小平的昏庸与专横，他们却没能做出与蒋经国齐名的业绩，中共也因此而腐化堕落了。以其封建权威践踏民主与法制，邓小平因而成为中共和中国的历史罪人。

健康的中共党员都明白，按照《党章》与《宪法》的要求，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应该就那么下台了；几个“封建遗老”，普通退休党员，甚至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那么专横跋扈，凌驾于全党之上，粗暴决定了总书记的更迭和命运。在当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宫廷政变的荒唐丑剧。“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解放老干部和改革开放的旗手——胡耀邦和赵紫阳，自己反被这帮老干部打倒，“农夫与蛇”的悲剧重演。始于邓小平，老朽乱政祸害中共，中共败政祸害中国。

8964壮举，本是促进中共政治和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大好时机。赵紫阳“民主与法制”的努力不但导致自身的悲剧，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也被邓小平血腥镇压了。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学生反腐败、争民主的诉求（矛头直指邓小平贪腐家族）是正确的，也是切时的。陈香梅坦诚地说过：中国腐败的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后来，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腐败愈演愈烈、及至今天的泛滥成灾，8964事件，是重大转折点；中国从那时候起，开始陷入腐朽的深渊；金钱取代了全部社会价值，政治道德败坏，民众饮鸩止渴般浮躁，社会灾难性繁荣……事实证明：没有邓小平，才有新中国。

邓小平最大的人格缺陷与个人悲剧，就是没得《党章》《宪法》意识，更无民主与法制的自觉；开创家族腐败之先河，从根子上毒化了中共的肌体。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移的关键时期，邓小平的人格缺陷是致命的。它导致了中共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从而偏离了历史正轨。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邓小平的钦定而不是来自于人民，甚至不是来自于党内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呢还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啊？事实证明，毛泽东与邓小平，以其个人的封建权威，来钦定最高领导人的做法，都是失败的。

1992年，邓小平宣布退休已经两年了，南巡却如太上皇，吓得江泽民战战兢兢的。那是邓小平最后的回光返照。南巡一路话语滔滔，关于姓“资”姓“社”，关于“计划”与“市场”，关于“发展”；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然而，他讲的那些东西，既不新鲜，也不是他的思想和理论。好多年前，胡耀邦、赵紫阳都说过，一些政治精英和经济学家早就提出过。顾准更在1957年就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最为重要的一点，欧美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十分成熟了。只要打开国门，榜样的力量扑面而来，那是一条必由之路。邓小平是抄袭，他只是出一张嘴，他说出来的就是圣旨。极左的思想基础，一个颤巍巍的老人，那么走马观花就能发现真理、就能评价是非、就开出灵丹妙药，他是神仙哪？通读《邓小平文选》，几乎都是结论性的东西，泛泛而谈，缺乏逻辑思辨、政治思辨、历史思辨与理性深度。他没得那么雄厚的经济政治素养，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反而得到一些启蒙。若干重要的理论突破，胡耀邦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话稿的主笔；他实际上扮演了秘书长或“枪手”、“教练”的角色。胡耀邦、赵紫阳之所以先后倒台，就是因为被邓小平和政敌成功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而后来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没有学到正派的“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僵化到窒息，反而把“自由化”放大了百倍，社会腐臭泛滥，就连男嫖女娼都搞成了庞大的产业……“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和《宪法》，中共的实践却与说教完全相反，忽悠谁啊？邓小平南巡，主要是促进江泽民加速市场化改革，走大规模私有化道路（包括公权的私有化）；邓小平要速生社会财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为贪腐官僚创造更多的题材。邓小平南巡的宗旨与意义，权贵阶层心领神会，权力与资本很快就结合起来了，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与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休戚与共，二者的结合，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只要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而对于老百姓的改革，简直就是雷厉风行）。权贵资本的形成与壮大，直接侵害老百姓的利益，社会天平倾斜，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迅速变质、腐化堕落。邓以后的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已然成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说教只是一块遮羞布。这一切，绝不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而是中共军政权所强加的。政绩稀烂、民怨鼎沸却强霸政权；如果继续与人民尖锐敌对，中共亡党是一定的，甚至还有亡国大祸……

现实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按照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推进，中共和中国的现实，一定会开朗得多。而今天的中国人民，忍受腐败的欺压与盘剥也就算了，居然食品安全都没得保障，甚至得不到干净的水和空气，人的生物性都被压抑，就不说人性与党性了。

谁都晓得，腐败的根源，在于僵化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没有适应经济体制的巨变。政改议题，邓小平也讲过多次。然而，政改的基础是民主与法制，政改的核心是取缔一党专制；宪政体制下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多党竞争，行政中立，军队国家化，宗教宽容和文化开放等等——如此客观公正的变革，中共做贼心虚，等于宣判自己的死刑，它改得下去吗？如果改得下去，它还叫中国共产党啊？
经济上的暴发户、政治上的贫困户、道德上的破落户；自己“闷声发大财”，让后人改革去吧；“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就是今天的中共当权者，它已经堕落为腐败官僚和权贵资本的总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共传统的大忌讳，因为资本主义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专政的。哪怕右得离谱，哪怕被资本主义的乳汁奶大，还得要打“社会主义”招牌，贞洁牌坊对于糜烂婊子似乎更为要紧。面对社会主义崩溃的现实，嘴巴却不服输，死绷面子，以至于编造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伪理论来唬弄人民……这就是邓小平调教出来的今天的中共。

中共政权，已经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腐败官僚和专政手段维持着的政权。8964事件以后，中共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腐败，祸起于邓小平，泛滥于江泽民，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二十年“打左灯向右行”，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最大的受益者是特殊利益集团与官僚政权系统，最大的受害者是工农大众和普通老百姓。8964以后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生态文明和社会道德等重大問題上，犯下了十分严重的罪行，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的文明代价，几乎是无法弥补的。今天的中共，具备并放大了苏共亡党裂国之前所有的腐败特征。吸取苏共教训，中共做得最为努力又最为成功的，是强化了对人民的专政和暴力手段，强化了军事能力。邓小平在镇压8964时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现在，二十年的期限已经到了……其实，政治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力量不单是枪杆子，更有道义与人心。人心所向，才是决定结局的最终力量。

邓小平乃至毛泽东及其中共，最大的硬伤就是知行相悖、言行相悖，欺骗人民。如果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那他只是设计了一条特权膨胀、贪官暴富、专制腐败的罪恶路线。这条路线，不姓“资”、也不姓“社”，因为“资”与“社”都讲民主与法制、追求大众利益。邓小平要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生财方式，其它一切以确保中共私利为最高原则。现时中国社会，已经集中了“资”与“社”的全部弊端与罪恶，政治上腐朽不堪，“市场经济”这本经根本就念歪了。中国的公权私滥，无官不贪；今天中国大城市的孩子，10%—70%非父母亲生……文明古国，情何以堪！中共贪腐官僚和特权阶层，比垮台前的苏共更为贪婪、更为庞大。中国成为贪腐淫乱的天堂，民怨鼎沸；十年以来，外逃中共贪官近2万人，外逃脏款8千亿元人民币（北京市检察当局披露）。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个专题调查，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GDP，增长的三分之一，都被中共贪官偷偷转移到海外了。2000年中国吸收的外资有407亿美元，但贪官外逃资金却达到480亿美元；也就是说，早在2000年，中国出逃的资金，就已经超过了外国对华全部投资！而这几年的情况更是愈演愈烈……因邓小平、江泽民家族腐败的示范作用，中共败政，已经从个人贪腐，发展到有组织的部门化、集团式、行业性乃至全社会的腐败；组织系统都腐朽了，制度性糜烂，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哪还有公平正义啊？中国共产党把老百姓的利益和财富都“共”到自己手中，而权贵们又将到手的财富向国外转移——这种损公肥私、祸国殃民的自杀式经济，危机是必然的。就算没有“金融风暴”的外部影响，中国经济本身早就出问题了。一个执政党，被金钱击溃比被炮弹击溃还要可鄙。政治道德素养低下，中共设计的制度，没能造就自身抵挡腐败的体魄，依旧靠原始的拳头与武力在执政。中国人民开始向往革故鼎新的国民党了，“共匪”的口头禅，又回到了老百姓嘴巴上。

邓小平的恶劣影响，不仅仅在于他以腐败专权之魁首，扼杀了两个优秀的中共总书记、镇压了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扶持了臭名昭著的江泽民，更在于他践踏民主与法制，使中共变成了腐朽特权利益的总代表，把中国社会导入了全面堕落的深渊；并对和谐社会建设，埋下了根深蒂固的祸根。一个成立了八十多年的政党，执政也有近六十年了，就连“党内民主”和“阳光法案”都建立不起来，甚至无法产生一部《反腐败法》，正常运作的基础都没有；依旧是一个封建化组织、并采取黑道式操作方式，怎么向人民和历史交待啊！以暴力夺权，又靠暴政维权，人民没有看到中共的进步，却体验了中共的堕落。这一切，皆因邓小平不是蒋经国、甚而打压了中共的“蒋经国”。

中国“谎言文化”的弥漫，发端于邪恶的中共“党文化”。雨过天青，中共书写的历史肯定得推倒重来。中国人民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彻底摆脱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魔障。（2009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