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不要用更多的鲜血祭奠

万维网友禾千盈岁来稿：亡灵，不要用更多的鲜血祭奠

一

二十年过去了，腥风血雨的真相已被掩盖，撕心裂肺的悲愤已经淡忘，和一些朋友谈起六四，许多人似乎渐渐倾向于谅解当时政府的举措。暴力管治下的平安和现世的实惠收买了整整一代人的沉默。而国家的经济颇具规模的发展，城市化和商品化带来的“繁荣”也似乎证明着当年“杀他二十万，安定二十年”决策的合理性。

“杀他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是邓小平在1989年5月讲的。对改革开放后大学生们一次又一次的游行请愿，知识分子和党内开明人士一次又一次“自由化”的呼声，特别是当年一月方励之等人的公开信、二月一些知识分子要求“大赦”政治犯的联署，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耐心。就在那年的学潮开始之后，邓小平就打定主意要开杀戒了。他说，平常总说敌人是百分之五，中国当时是十二亿人口，杀了二十万还不到百分之二。（大意如此，原话可以在六四后传达的文件中找到）。

在六四后进行的政治“学习”中，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以及前前后的若干次讲话都是以红头文件传达的。在五月三十号的讲话中，邓小平清楚地预见了镇压对中国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国际形象将产生的伤害，亲自安排挑选了江泽民为接班人，并安排他韬光养晦，在时机成熟前不要对学运和将要进行的镇压作任何表态。从这些讲话中可以拼接出他的政治部署，可以看到解放军屠城完全是精心设计的结局，而绝不是事态发展到最后迫不得已的“非常手段”。一个半月的风波，其间无论有多少种方案、有多少次机会来化解危机，都没有纳入可以讨论的范围，“杀他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是邓小平的唯一方案，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

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邓小平不顾党内的不同意见，坚持把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一开始就把调门定得很高。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绝食学生要求对话，跪呈请愿书，而政府可以置之不理，而且李鹏还会恶狠狠的说，“你们不是要跟我们对话，你们是要跟我们谈判！”（须知“人民”政府是不能跟人民谈判的。）政府当时要做的不是化解冲突，而是相反，要激化矛盾，为镇压制造借口。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最高当局不惜干掉赵紫阳等人，而执意实施戒严令，从全国调动军队进驻北京和周边地区，形同军事政变。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最高当局不惜公然践踏中人民共和国宪法，断然否定了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等人联署的依据宪法召开紧急人大的建议（次年，胡绩伟被剥夺了人大代表资格，免除了他在人大的一切职务，给予他留党察看的处分），还把提前结束国事访问匆匆赶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软禁在上海。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原本是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克制的“四君子”刘晓波、高新、周舵和侯德建也不能见容于当局，在六四后被投入大狱。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六月二日晚当局分别从几路派来了不带武器的部队进入已日渐平静的广场，试图挑起老百姓和军队的对抗。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六月三日白天，当局开动其控制的宣传机器，将零星的非暴力的军民冲突，夸大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为当晚的镇压制造口实。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一场精心策划的血腥屠杀从此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口。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决策，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不到理想的工作，在校大学生也被送到军营去接受“军训”；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要参加一系列“清理”、“登记”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习，要迫使每一个人都接受杀人者谋杀的合理性。

这样的“合理性”是无法接受的。经过处心积虑地策划，调动几十万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进行屠杀，无论邓小平有何等“高尚”的动机，都越出了人的良知底线，都是百分之百的犯罪。更何况，这场屠杀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定”，毋宁说是为了他们执政地位的安稳。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有多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百姓无辜地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还被蒙上“暴徒”的罪名。也许这个数字还远未达到邓小平预设的份额，但似乎已经换回了邓小平所期待的二十年“安定”。

二十年“安定”，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数目不详的冤魂得不到安息，我们付出的是整整一代人理想破灭后的麻木和逃避（包括笔者），以及接连几代人的愚昧和盲从。二十年“安定”，我们不仅让腐败成为普遍而合理的存在，而且眼睁睁的看着执政党公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政府成为这个集团谋取暴利的私器和保护伞，而国家也沦陷到了官僚资本主义（或曰“权贵资本主义”）的恶劣体制中。二十年“安定”，暴力镇压已成为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解决它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常规手段甚至唯一手段。二十年“安定”，掩盖真相，欺骗人民，粉饰太平，也成为从上到下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小到矿难，黑煤窑童工，大到“非典”、毒奶粉事件、地震学生死亡人数以及普遍存在的豆腐渣工程，政府已到了不说谎便唯恐政权不保的地步。二十年“安定”，从时间上它是十年浩劫的整整一倍，这二十年已经让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濒于彻底瓦解，市侩哲学大行其道，“钱”成为全社会唯一的价值标准。二十年“安定”，舆论钳制不仅已不再引发舆论界的不满和反抗，而且它已成为相当一部分舆论机构的自觉行动，不等上面发话，他们已经把那些不够“和谐”的言论掐灭在萌芽状态了。
悲夫！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 “安定”。为了这样的安定，难道我们真的就能接受二十年前的那一场精心预谋的屠杀的“合理性”而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

二

对相当多的人而言，“六四”还是无法释怀的心结。随着这个祭日的迫近，“为六四平反”又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和国内一些人满足于近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趋于认可二十年前镇压的合理性不同，在海外，也有一种比较激烈观点不认为有平反“六四”的必要：

杀人如麻尤其是制造这起惊天血案的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资格为“六四”平反？它配么？让中共给“六四”平反，等于变相承认这个邪恶政权的合法性。杀人者为遇害者平反，这是对“六四”死难者的亵渎。何况，在所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国人的心目中：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六四”血案成了他们永远也无法忘却的惨痛记忆。而且，历史老人早已忠实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并终将做出公正的结论。中共配做的只能是认罪，而不是居高临下、皇恩浩荡的平反。在中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进程中，在中国走向宪政制度的里程中，平反不平反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中国一旦推翻了中共统治，变成民主体制，六四的确不需要平反，理所当然地要为六四建造纪念碑。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现今中国的现实，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将会爆发一场推翻中共的革命，中共也没有打算放弃一党专政，中国的民主不会在一夜之间建成，中国的民主事业有待我们以及接下来的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争取为六四平反恰恰是现阶段推动民主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局没有改变他们的前任当时定下来的调子，“六四”这两个字仍然在任何媒体都会被屏蔽。为六四平反，就是要把六四变成一个可公开谈论的话题，就是要求公布六四的全部真相，不仅让死者得到安息，让生者得到抚慰，而且要让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免于集体失忆，让暴力加谎言的统治失去效力，让子孙后代都能在历史的创伤中汲取教训，让无休的流血停止。站在中国民主事业的宏观格局上，我们不能意气用事，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要准备作出妥协。

从策略来讲，中共现任的和继任的领导人无须为当年的屠杀承担直接的责任，而“平反”又可以大大改善他们的人权纪录，给世人以开明亲民的印象，因而使“平反”成为一个具体而又有可行性的政治诉求。假如中共平反了六四，即使他们因此再度用“伟光正”往脸上贴金，我们也应当欢迎，因为那将意味着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的胜利。甚至，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妥协，只要当局平反六四，并解密当时的所有文件，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可以不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

死难者不会因平反而复活，他们的家属无论得到多少抚恤金，也无法偿还二十年来他们内心所承受的煎熬。把当时的责任人送上绞架也无法挽回已经失去的一切。我们的目的不是复仇，我们的目光在未来，还死者以公道，让生者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让执政当局和我们自己都能从历史的血迹中得到教训，让死难者为之祭献青春的民主事业在中国有实实在在的进展。在我们还不能在中国为六四建造纪念碑的今天，为六四平反的意义就在这里。实现了民主化的明天，我们会有更加隆重的方式纪念六四，而今天，我们必须争取为六四平反，没有今天我们也许永远到不了明天。

三

“妥协”，不仅仅是策略的需要，妥协也是民主的潜台词。当我们同意用选票决定一个政治候选人能否当选、决定一项议案的命运时，我们就是准备向多数票妥协。民主政治吵吵闹闹，充满了歧见，充满了争论，充满了不同权益的角逐，充满了不

势力的较量，而最后所形成的决议，只能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政治。

八九的那一代人，在八九年以前已经在一些工作岗位上任职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我们对于妥协的认知甚少。我们有“革命”的一腔热血，却没有足够的“妥协”的理性襟怀。
一百年来，中国以“民主”为号召的革命，最大的有过两次，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百年间其它大大小小的革命也多以“民主”为标榜。而每次革命都以“你死我活”为目的，任何一种妥协的主张，都会在革命阵营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扣上“投降路线”、“机会主义”的帽子，持妥协主张的人一定会被逐出革命阵营，而成为排挤、整肃和镇压的对象。遗憾的是，“民主”从未成为这些革命的实际成果，“民主”旗号下的革命变成了专制统治的改朝换代，中国至今也没从专制统治下摆脱出来。“你死我活”的革命并不逻辑地产生民主的体制，“你死我活”是不妥协、不包容的理念，是党同伐异的理念，是专政的理念，消灭异己的专制政体是它的逻辑结果。

多年来共产党的教育，已经用一些剧毒的基因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反对专制、反对共产党，而我们竟仍然沿用共产党的思维定势，用共产党的斗争哲学，用共产党的语言习惯，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现状！如果我们不深刻地反省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就没有资格推动中国的民主；如果我们还用“你死我活”的心态发动“革命”，其结果很可能还是专制体制的改朝换代，中国人民还要为之付出流血的代价。

十年前，群众（也许是知识分子或体制内的改革派）中发出过要求召开紧急人大的呼声，人大常委胡绩伟等人也正式提出了召开紧急人大的建议，然而这一建议不仅被当权者否定，也没有在学生、知识分子和群众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权者否定它的理由前面已经谈到，这里不再重复。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响也不热烈呢？道理十分明显，谁都知道人大在中国的政治决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谁都知道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是什么样的，谁都知道当局在人大中的影响力。紧急人大未必能推翻戒严令，未必能改变当时的局势。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个建议，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优点：它能把决策过程从少数人的密室摊到议事大厅的灯光下，把独裁者一言九鼎的决策模式改成经过特定法律程序的决策模式。即使那次紧急人大没有阻止流血，甚至赋予了镇压以合法性，那也比让杀人者如此肆无忌惮地执行他的谋杀计划要好，事后也不可能把真相掩盖得如此彻底。而且，专制集团凌驾人大、凌驾一切的违宪行为，也许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成为常态；暴力加谎言的统治手段，也许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成为惯性；人大也许就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许就会渐渐成为政治的舞台，而不总是政治玩偶的秀场。当然这是迟到二十年的后话，人面对历史的卑微就在于我们常常知道什么是错的，却不能确知怎样才是对的。然而，总结历史的教训，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以避免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不也是我们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吗？

民主政体也许还不是最理想的政体，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合理的政体。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民，对民主理念的遵从，对民主体制的遵从，对民主程序的遵从，更甚于对这程序得出的具体结果的遵从。从美国的历届大选和各种投票都能看到这一点。既然我们遵循这个体制，它产生的结果与我们的意愿相左时，我们就得妥协。

中国有法律，有宪法。中国宪法有需要修改的内容，如中共的领导地位之类，但宪法所规定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正是我们与专制统治作斗争的法律依据。中共践踏法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如果民主派也无视这些法律，中国民主的道路只会更加漫长。

对于反对专制的民主派来说，谁也不愿承认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合法性”，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要想让中国走向民主，除了和它周旋，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凭你那一腔澎湃的革命激情，能推翻共产党吗？能在推翻共产党后平地起高楼，建起民主大厦吗？

中国人民并不简单的分成拥护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两部分，共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从自己的现实利益考虑，因而有不同的主张和要求，这是天经地义的。这里的每个人包括共产党内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者。建立民主政治就是建立一个让代表各种利益的主张和要求都能接受的妥协机制，建立一个有各方面参与的游戏规则。共产党不仅要在游戏中，而且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他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夺取它手中的权力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个权力受到制衡和监督，是要它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和主张做出妥协。共产党的任何一个让步，都是民主事业的小小胜利。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套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以妥协为前提的程序。民主要用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思维方式去争取。这的确不如“革命”来得痛快，来得那么富有激情，那么富有英雄主义色彩，但是为了避免重蹈专制的覆辙，我们不要革命。我们对民主保持如此坚强的信念，妥协是我们信心的表现，妥协也是民主自身的伟大襟怀的表现。

就在本文结束之际，又看到当局扬言迫害沙叶新等知识分子的消息。今年是六四廿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年灾害”五十年，中共建政六十年，这一系列的纪念整数，就会引来一系列的回顾与反思，而民众中的积怨也是一触即发，当局如惊弓之鸟，步步为营，进一步收紧加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这是可以想见的。面对高压，我们仍然坚持妥协的襟怀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坚持民主的理念，不会因专制统治的松紧而改变；所以我们抱持妥协的襟怀，也不会因之而放弃。中共的高压，说明来自自民间的压力正在增大，中共的高压，很可能又反过来进一步引发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也许，邓小平真的一语成谶，“安定二十年”，二十年到期了，二十年积蓄的怨恨到了零存整取的时候，中国又到了一个改变的关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保持理性的清醒，寻找打破僵局的缺口，以妥协的态度给当政者台阶，推动中国民主的发展。“革命”只会带来流血，不会换来民主，包含妥协的渐进改良才是出路。

六四死难者的亡灵，不要用更多的鲜血去祭奠。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襟怀，理性的思考，在中国发展富有建设性的民主运动，将使那些青春、热血和生命的奉献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