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

万维网友许允仁来稿：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20年后谈“六四”

Y先生、X先生和H先生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Y先生和X先生还住在同一个寝室。1980年代中期毕业后，Y先生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X先生到外省的一所高校任教，H先生则进入了中关村的一家企业。在他们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六四”事件爆发了，正在读博的Y先生参与

了“六四”的全过程；H先生曾热情地为绝食学生捐款捐物；X先生则为所在高校热情高涨的学生作了分析学运的讲座。“六四”镇压后，Y先生顺利地通过了“双清”审查，继续在社科院深造；X先生因所作的讲座曾受到停职检查的处分；H先生则因对时局的失望加入了出国的行列。

2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让这三位老同学得以在苏州相聚，现在Y先生已是一名司局级官员和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智囊；X先生是所在高校的文科教授；H先生则是一家名列世界500强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

在一个明媚的初夏的上午，三人约好在苏州一个公园的茶社相见。几杯清茶之后，话题不知不觉地集中到对他们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六四”事件。在越来越深入的对话中，三个人仿佛都暂时忘却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正扮演的角色和忙碌着的现实事务，而回到了1980年代初充满热烈争辩的大学宿舍，回到了酷爱思辩和探究真理的学生时代……

H：时间过得真快，算起来“六四”到现在已整整20年了。

X：当时许多人觉得政治情势很快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的政局依然处在“六四”后的状态。

H：听说国内外的民运人士，正在积极准备纪念活动。

Y：是的，20年来，每一个“六四”纪念日，“六四”的流亡者、受害者和相关人士都会发表纪念和研究文章，今年是20周年，自然纪念活动的规模会更大，发表文章的数量会更多。老实说，我对研究“六四”的文章特别关注，毕竟这是至今还影响着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但是，20年积累下来，关于“六四”的种种言说，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因此，我怀疑在今年将要涌现出来的大量谈论“六四” 的文章中，是否会有真正有价值的新意……

H：每当“六四”纪念日来临，政府就神经紧张地拼命加强控制，民运人士和受害者群体则纪念和控诉。这样的游戏经过20年渐渐地似乎进入了某种程序化的模式，成为某种稳定结构。让人觉得这样的游戏还可以安然地再进行5年，10年，甚至20年。大多数人民由于政府对相关信息的屏蔽而对“六四”持冷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关心“六四”的人则由于面对一次次重复的言说，也开始心生倦意……

Y：尽管政府确实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控制。但是，在目前这个信息时代，一个真正想要了解“六四” 的人，通过网络去了解真相也并非难事。“六四”曾是一个全民关注和参与的事件，至今也不过20年，可以说目前在世的大多数成年的中国人，对“六四”的基本事实还是了解的。对“六四”来说，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些基本事实加以理解和领悟。

X：毫无疑问，“六四”是当代史上影响中国命运的特别重大的事件。可荒谬的是，如此重大的事件却不能顺利地进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刚才，Y兄说关于“六四”的言说已经汗牛充栋，是的，我们听到了大量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言说，和对政府的凶恶残暴的血泪控诉。然而，关于“六四”的记忆至今还不得不被强迫遗忘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一种能够引导我们民族正式的文化记忆向“六四”完全敞开的真正富于启发性的言说还没有开始……

H：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关于“六四”，外国人的记忆比中国人更加完整和真切。这种说法一方面自然是真实的，因为在自由国家里没有中宣部在控制信息，它们的公民可以根据大量不同的报道来形成自己对“六四”事件的认知；但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和我们亲身经历“六四”事件的人相比，外国人对它的理解总是隔了一层。

X：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从1989年4月15日由纪念胡耀邦逝世开始，到由6月3日晚～4日凌晨的暴力镇压终结的整个运动的这些中国人，有着某种共同的集体记忆。这些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构成了本真地理解“六四”事件的最本源的东西。这是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外国公民，通过媒体报道形成的“六四” 理解所无法替代的。但是，我们的这种集体记忆却无法通过公开的言说和争辩上升为一种明亮的文化意识。

H：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最重要的体验却无法进入自身最明亮的文化意识。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民族目前在精神上正处在某种严重的不正常的状态。

Y：20年来，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一点一点地在积累起来，这里面有受害者的记忆（主要是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 的言说）；众多的学运积极分子和参与者的记忆；在这一风波中失去权力的党内改革派的记忆（以赵紫阳及其幕僚为主要代表）；以及在官方的文件和各种公开发行的材料中保留的记忆。……

H：我们这些对“六四”保持着最直接的集体记忆的人，在进一步阅读这些年来逐渐公开出来的各种细节的基础上，通过真诚的对话和争辩，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对于“六四”事件的自主和本真的理解，并且促成全社会共识的生成。

X：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六四”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性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四”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20年前，我记得是1989年5月25日晚，我给学生所作讲座的题目就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5月19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北京市民自发动员起来，将20万戒严部队挡在郊外，全国大学生天天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反戒严，当时人们都陶醉在一种深刻的激情之中，整个民族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通感。然而，“六四”枪响之后，这种高峰体验立刻变成了巨大的创痛感，20年来，我们民族始终没有能够从“六四” 造成的精神创伤中走出来。

H：“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 ？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说法。

X：现在，当人们将“六四”言说看作是政府和民间关于“遗忘”和“记忆”之间的斗争时，主要是将“六四”看作是一种创伤记忆。但是，“六四”不仅仅只是1989年6月3日晚上9点至6月4日凌晨4点，戒严部队对市民和学生开枪镇压后导致的创伤记忆，还是在此之前的50天中，全国人民在这场运动中所形成的那种不断高涨的共通感。

     理解这种共通感的本质构成了理解整个“六四”事件的关键之所在。对“六四”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到“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但是，这都是站在某种预设的价值立场上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这些定性所反映出来的只是这一运动和判断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只有对这一运动所造成的共通感的本质加以把握，才能帮助我们本真地理解“六四”。

     另外，也只有领会了这种在运动中形成的共通感对参与个体的价值，才能真正理解镇压带来的创伤有多大。“六四”镇压不仅仅只是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打死和打伤了数千人；不仅仅只是秋后算帐的逮捕和判刑；也不仅仅只是在事后的清查运动中，党国对进入自己体制内的异端分子的全面清洗；“六四”镇压更是对每个人心中渴望自由和参与的激情的镇压。整个民族在这场运动中越是达到了深刻的高峰体验，镇压带来的创伤也就越深。

Y：高峰体验是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概念。

X：是的，当时正在读马斯洛的书，所以就在讲座中引用了这个概念。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格时发现，他们常常会提到自己人生中曾有过的一种难忘的经历：感受到一种发至心灵深处的颤栗、欣快和超然的情绪体验，由此获得的人性解放和心灵自由，照亮了他们的一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与欢愉的感觉，那种感觉犹如站在高山之颠，那种愉悦虽然短暂，但却尤其深刻。马斯洛把这种语言难以表达的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

马斯洛认为，处于高峰体验的人具有最高程度的自我认同，最接近其本真的自我，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的顶点，潜能发挥到最大程度。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被认为是更具有创造性、更果断、更富有幻想、更加独立，同时他们很少有教条和官僚主义。他们更少关注物质财富和地位，他们更可能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Y：确实，根据马斯洛对高峰体验内涵的揭示，将“六四”称作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是恰当的。所有“六四”期间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能体验到那种站在高山之颠的感觉，深刻的欢愉和感动，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解放和心灵自由。

H：不仅仅只是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通过各种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分享了热烈的广场效应。对照马斯洛对高峰体验的特征的描述，甚至在细节上也是相当贴切的。所有参与“六四” 的人，他们的潜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来。学生和市民们在嘻笑怒骂的大字报中，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高自联”，维持秩序的“纠察队”等组织中，体现出了惊人的创造性和自我组织的能力。而人们这么做，并非出于追求现实利益的目的，而是为寻求某种高于现实的理想化的东西……

X：在“六四”中，整个民族似乎刹那间找回了自由，找到了那种久违的自我认同感，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创造力。

细致地考察这么一种深刻的共通感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六四”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操劳和烦心着自己的事。突然，“六四”来了，它一步一步地扩展着自己的影响，将更多的人席卷和融合其中，最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我想，当时，我自己被这场运动感染的过程，和相当多普通的中国人有着相似之处。可以说，从个性上看，我是属于那种相当理性和不容易被群体的热情所感染的人，那时，虽然还没有系统地研读过勒庞等人的群体心理学的著作，但是，对群体激情中的非理性的成分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

学运刚开始时，我只是对周围的人开玩笑说：哈，学生又开始闹事了。当时，已当了四、五年的教师了，自己觉得在心态上和学生之间已有不小的差异，而示威游行，是当时的在校大学生在一些敏感的时间点上，常常要玩一玩的刺激和抒情的游戏。

然而，学潮的声势却越来越大了，我想，应该要对此有所关心才对。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看学生们所贴的大字报，先从自己所在的学校开始，一所、二所、三所，当我将自己所在城市的几所最有代表性的高校的大字报看完之后，不知不觉之间一天就过去了。也就在这一天中，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已被它感染了，在这一天之前，我是完全站在这一场运动的外面来看它的，而这一天之后，我发现有一种热情完全不由自主地渗透到我的内心深处，在里面洋溢起来。

Y：我的情形也很相似。外地的高校假如说是小磁场的话，北京的高校就是大磁场，整个磁场的中心就是天安门广场。我觉得自己的心被它们吸引着，一遍一遍地跑到广场上去，跑到北大、北师大看看学生是不是又贴出了什么新的东西。

奇怪的是，在我的心被它吸引的同时，我的理性依然十分清醒，并没有丝毫的狂热。在理性上，我和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每次看完了学生贴出来的东西之后，都隐隐地有一种失望的感觉，觉得这里面宣泄的成分多，建设性少；觉得某些学运积极分子的狂热和自负中有一种令人反感的东西；即便是在运动声势最浩大时，依然觉得它在政治上是盲目的，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建设性成果。

但是，反过来，我在理性上始终保持着对运动的某种灰色评价的同时，一点也没有影响自己的心被它深深地吸引。广场上到处都是二只眼睛闪闪发亮的年轻人，他们的神情中沐浴着一种光辉。这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能现实地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目光中所闪耀着的那种温暖人心的理想的光辉。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如此确定地告诉你，在人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价值了。你会觉得自己原先的生命是如此的空洞和单薄，而现在则置身于一种丰厚的存在之中。

后来，在读海德格尔哲学时，看到他将“此在”的存在界定为一种共在时，才领悟到生命的最核心的存在不是理性可以把握的，生命有着一种追求更丰厚的共在的本能。同时，也第一次真正体悟到了什么是“广场”。

X：是的，“广场”不是作用于你的理性，它本质上也不是一种低俗的煽情，而是默默地融化着你的心。你觉得自己依然健全地保持着完好的理性，但事实上你的心已经陶醉，这时，你感到了一种自己和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的通体澄明的欢愉，你的举手投足，音容言笑，立刻会在这个磁场中激起巨大的回响和深刻的共鸣。

理解了什么是“广场效应”，也就理解了刘晓波事后所说的话：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一呼百应之际，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并非狂热得失去了理性，只是他的心已经陶醉……

H：每个人被这一群众运动的“广场”传染和催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在外地的父母被传染是由于看电视，原先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在学生绝食的那段时间里，每天的新闻联播看得目不转晴，连我奶奶也看得眼睛红红的。中小学生则对呼风唤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充满惊羡。

Y：在北京谁没有被传染呢？我们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打出来的牌子，不仅仅有各大高校、研究院所、企业，还有工会、妇联、民主党派，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党的最重要的喉舌……，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人们发现《人民日报》记者也上街游行了，名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亮相表态，这场运动再持续下去的话，游行队伍中也许就要出现“中宣部”，甚至“中央军委”的牌子了。谁的心都被这个巨大的磁场所吸引，渴望融化到“广场”中去。

X：对“广场”的探讨让我联想到“文革”中周恩来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群众运动就像一股洪流一样，当它扑面而来时，你不应该站在他的对立面，而应该应顺它，参与其中，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驾驭它，最后去引导运动的方向。并说毛泽东是驾驭群众运动的天才。同时，也联想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描写的，希特勒和戈培尔通过演讲，和广场上的群众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共生性关系，一旦不能通过演讲，直接和群众共在，他们就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中。尤其是希特勒，他的演讲具有巨大的穿透力，能够击中群众的心，直接创造出一种广场效应，一种共通感。记得刘晓波年轻的时候曾说过，最崇拜的人是希特勒，也许让他着迷的，就是希特勒的这种能力。

Y：我们已经谈到，“六四”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创造出了一种“广场效应”，一种全民族的深刻的共通感，但是，这依然只谈及了“六四”作为群众运动的共性，“六四”所创造的共通感，和其他的群众运动（包括毛泽东和希特勒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所创造的共通感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什么东西构成了“六四”所创造的共通感的特质呢？

H：“六四”发起的一个缘由是，1989年是“五四”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应该从“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传统，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人民革命的传统中来理解“六四” 呢？

X：确实，这二个传统为“六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不过，在我看来，“六四”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抗议运动，它更是一场以追求情感的自由表达为目的的精神抗议运动。提及西方的另外二个精神传统，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六四” 的精神特质。一个是尼采在研究希腊悲剧时所提出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狄奥尼索斯这个酒神，他的原型是森林之神。希腊悲剧发源于人们对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文明的发展，就是理性的发展，它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人与大自然疏离，人与整个生存世界疏离，人们终于无法忍受这种疏离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渴望着找到一条重新和他人，和世界融为一体的道路。希腊人由此创造出了祭祀狄奥尼索斯的狂欢仪式，以表达自己想要摆脱精神疏离的痛苦，重新回归原始和神秘的森林的渴望。这种狂欢仪式最后净化成了悲剧这种艺术形式。

     另一个就是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传统。这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自称将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结合起来，在《爱欲与文明》中，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压抑了人的爱欲，因而，1968年的学生造反，就是中产阶级的子弟，反抗他们父母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的秩序，以寻求力必多的解放。

H：1968年的学生运动的一个口号是：越是造反就越要恋爱，越是恋爱就越要造反。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也充满了某种力必多释放出来的浪漫气息。来自台湾的流行音乐的歌手，成为学运的精神象征之一。而被占领的天安门广场也成为许多学生谈情说爱的场所。

X：1989年的学生运动，从精神上看，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8年法国学运的某种混合物。从这场学运的自我认同，从其表层的言辞来看，它更多地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走上街头干预政治的传统；但是，从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参与运动的大多数学生的心态来看，则更靠近1968年的法国学运。

学生称自己参与的是“爱国民主”运动，这是因为中共一直将最后催生了共产主义的“五四”，以及自己后来所领导的旨在颠覆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都称作“爱国民主”运动，因而，在党国体制的政治语境中，“爱国民主”运动的说法，不仅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某种碰不得神圣性。

Y：其实，1989年中国的政治情势，和1919年时完全不同，当时，并没有中国在国际上受辱，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事件发生。而且，在我看来，当时的学生并不是真的很在乎国家的利益，（这从许多学生逃出去后，都毫无心理负担地要求国际社会在每件事上都积极制裁中国可以看出。）而且，在学运中也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比如像《零八宪章》这样的）政治体制宪政民主化改革的要求。我认为，点燃这场运动的真正的激情之所在，对少数学运发动者和积极分子来说，是一种渴望创造历史和自我表现的冲动；对大多数参与的学生来说，则是一种类似1968年学运的，渲泄被压抑的情感的冲动。

H：那么，如何来解释“六四”和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上的不同呢？后者主要是一场学生运动，而前者则吸引了知识分子精英、市民，包括体制内的上层人士的广泛参与。
X：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精神实质主要是学生的青春反抗，虽然也有部分工人、农民的参与，但是，在一个阶级利益已经分化的市场化社会中，他们提出的诉求并不相同，（比如，农民要求的是农产品涨价），而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除了少数极左派之外的知识精英和上层人士，对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因此，“五月风暴”虽然一时来势汹涌，但很快就刮过去了，它引发了多方面的改革，却并没有伤及社会制度的根本。

在1989年的中国，情形则全然不同，当时，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充分展开，几乎所有人都还生活在同一个机械刻板的党国体制中，就如哈维尔曾指出的那样，极权制度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将现代性中的异化因素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固然是最尖锐地感受到了这一体制的压抑，而在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来自同一方向和同一个大家长的压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知识精英，越是体制内的上层人物，对这种损害自己个性和尊严的制度性压抑和强制，在内心里越是敏感。因而，当学生带头表达出对这个压抑个性的制度的抗议时，立刻引发了全社会的同情和共鸣。

H：要说对人性的压抑，无疑在毛泽东时代更为过份。为什么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了10年后，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比毛泽东时代都大有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全民性的抗议运动呢？

Y：这种现象在人类政治史上屡见不鲜，革命和大规模抗议，总是不是在暴政最严酷的时候，而是在它有所改良和缓和的时候暴发。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后来苏联和东欧发生的革命也是如此。在最严酷的专制之下，人民的反抗意志被恐惧催毁了，只有在专制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人们的自主意志才可能重新凝聚起来。“六四”事件之所以发生，有点荒谬的是，恰恰是由于经过10年的改革，政治恐惧有所减缓，学生和市民相信政府不可能开枪，直到“六四”枪响，这种信任才被重新击碎……

X：在政治环境变得宽松的情况下暴发抗议，还因为在绝对的极权体制下，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因而，虽然饱受极权制度的伤害，但由于看不到别的可能性，所以，只能像忍受自然灾害一样，忍受暴政。而开放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学生的示威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经过10年的睁眼看世界，大多数的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的上层人士，对党国体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包括邓小平本人也不例外）

另外，我之所以将学潮主要看作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抗议，还因为这是和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的。当时流行的是伤痕文学和对人性异化的批判，是文化热和美学热，整个知识界的反思，主要还处在感性的层面上，还没有深入到能够系统地提出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愿景的程度。这一时代背景也就决定了，以学潮为主体的“六四”的精神特质必然是感性的和浪漫的，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一种制度性的理想，将其严肃地作为自己的政治担当。

Y：“六四”的发生，还因为在改革开放的10年中，诞生了一代“新青年”，由于改革开放导致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使得这一代人在观念上和心态上与比他们年长的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代沟”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代沟”而产生的，青年一代对既有传统的激进的否定态度，也是导致“六四”发生一个的重要原因。

X：归纳起来，可以这么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一点一点地治疗着自己精神上的创伤和恐惧，一点一点地看到了新生活的可能性。终于在学生的青春和勇气的召唤下，激发起了全民性的参与热情。一时间人们摆脱孤寂、恐惧和相互间的猜忌联合起来，借助当时的意识形态能够容忍的“爱国”和“反腐败”的口号，面对政府表达了自己反对极权专制、向往自由民主的强烈意愿。简而言之，“六四”是中国人民面对一个后极权政府表达自由向往的精神抗议运动，虽然，那时人们还没有能理性地看到一条通向宪政民主制度的现实道路。

Y：刚才我们是从精神史的角度分析了“六四”这场全民性运动的精神特质，考察“六四”还有一个更为切近的角度，那就是现实政治的角度，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六四”的本质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执政者对“六四”的定性。那时从党国的最高层传出来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二个声音。一个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和党内保守派的声音，他将“六四”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认为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则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定性，认为抗议者“绝对不是要反对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X：前者是通过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写成的《人民日报》“4.26社论”表达出来的，后者则是通过赵紫阳5月4日的“亚行讲话”传达出来的，从最近出版的他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来看，直到晚年，赵紫阳始终坚持自己在亚行讲话中，对“六四”的定性。

Y：如何对“六四”进行政治上的定性，是运动过程中各方斗争的焦点，4月26日之后，学生游行示威和绝食的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邓小平收回“动乱”这一评价，承认学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对运动的不同定性，会直接导致对运动的不同处理方式，而这必将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迁导向二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20年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和赵紫阳是“六四”事件中，二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当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因遭遇“六四”而走到岔路口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向人们指引了二条不同的道路。

那么，这二种不同的定性，今天看来，哪一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呢？

X：从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学生的心态来看，是浪漫的，并不抱有非常严肃的政治目的。他们既没有想要刻意去推翻共产党，在我看来，也并不真的在意政府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们所追求的是自由表达和引人注目所带来的快感。整个运动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强的对抗性，可以说是由保守派对学运的敌意激发的。一是“4.26社论”发表后，由于愤怒，大学生游行人数大大增加（因为，最初学生是以一种天真和带点向政府撒娇的心态参加游行的，一听已被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立刻就火了）；二是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后，把北京市民激怒了，自发组织起来，投身到了拦截戒严部队的活动中，使对抗大大升级；三是6月4日的开枪镇压之后，这时，真的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人，大大增加了。所以，就如张博树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正是由于主导处理“六四”事件的保守派的敌对思维，使政府和参加运动的民众的对抗情绪不断升级，最后导致了流血悲剧的发生。

Y：那么，看来X兄更认同赵紫阳对“六四”的定性了？

X：是的，赵紫阳正是基于他对“六四”的定性，才提出了通过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赵紫阳体现出了想要改正执政党工作中的弊病，来取信于民的真正的诚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他人都想着怎样戒严，怎样镇压时，他在会议上却提出了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他建议公布高级官员的财产，并提出由中央首先审查他和他的家属的经济状况。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种导向管住权力的宪政化改革的真实的希望。

Y：对于赵紫阳的人格，我也十分敬重。（顺便说一句，即便是邓小平，虽然他对赵紫阳在“六四”中的行为，将他和整个党置于危险的境地十分恼火，但是，我觉得他在内心里，对赵紫阳的人品还是很敬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六四”后，他几次托人找赵紫阳谈话，要他作个检查后，重新出来工作。）但是，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现实政治的角度，也就是在大规模的学运爆发之后，邓小平和赵紫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对运动对整个党国体制所具有的现实危险性作出判断，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认为，邓小平对运动的定性更接近真实。

X：那么，你觉得大多数参加游行的学生和市民都存心要推翻共产党吗？

Y：不，我并不认为大多数参与者一开始就抱有这样的居心。但是，就现实政治的维度而言，重要的并非人们内心的想法，而是政治行为的现实后果。就“六四” 的实际效果而言，它动摇了党国体制的生存根基，假如没有一种外部的强制力来遏制它的发展的话，它的必然后果就是导致共产党垮台，和建立在一党专政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体。

这一点在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发生后，就看得很清楚了。在苏联自由化改革的初期，不要说一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恐怕连戈尔巴乔夫也想不到苏联会解体, 但它还是在一夜之间发生了。

坦率地说, 我第一次看到“4.26”社论时,也觉得它神经过敏,夸大其辞,非常可笑。只是在苏东事件之后, 回过头去看, 觉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这一对“六四”的定性,还是挺准确的。

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六四”是向往自由的民众对政府的精神抗议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通感；而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它则是一场使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于解体的动乱。人们在一种浪漫的集体自由感中陶醉得越深的时候，它作为一场导致党和国家解体的政治动乱的危险性恰恰也就变得越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