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岸来稿：六四事件的美国因素

万维网友鹿岸来稿：“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了。

二十年时间是一个不小的历史尺度。用这个尺度看一个人，原来的青年已成中年，原来的中年已成老年。用这个尺度看一个国家，原来的弱国已成强国，原来的强国已成弱国。

若用这个尺度来看历史，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也不过在几个二十年之中即倏然而过。

今年的“六四”事件，有了它第一个二十年，借用这个尺度，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背景中看一看它，也许会发现其中不易察觉的深层因素。

本文题目是“六四事件的美国因素”，读者不必去往CIA如何介入、美国民主教授如何插手之类的事件方面去联想，作者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幕资料。这个题目只是一个对历史的大尺度解读。

百年经文：你看人家美国！

今年是2009年，回溯到一百年前，那时的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强国，打赢了美西战争之后，正在踌躇满志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彼时的中国正在清朝宣统年间，宣统王朝仅仅维持了短短三年，1911年一场辛亥革命突然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将中国直接推进了共和国时代。

若仅从地理上看，美国是西方国家中距离中国最远的一个国家，但如果从西方的影响上看，可以说，美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大。

首要的因素，当然是美国长盛不衰的综合实力。仅以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这一个指标为例，1900年这个比例为38%，1913年为32%，1960年为26%，1980年为22%，2000年为27%，在这一百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GDP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倍以上。

美国在近一百多年里始终是这个世界上高高在上的一极，这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影响了所有的国家，当然也影响了中国。

但如果美国仅仅是在经济实力和其它一些领域领先，也许还不会对中国造成如此强烈的影响，强烈到让中国这个国家在建国和现代化的道路上竟连续走偏，连续走反，一步错步步错，错了好几十年。
此话怎讲？

回看历史。中国自1840年清英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打击，连续挨打的惨痛和亡国在即的危机迫使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

当时的情况是，西方列强虽然都是现代化工业强国，但确保该国顺利完成其现代化进程的政体模式却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如英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包括后来的日本，都是君主立宪政体；而曾采用过共和政体的国家如法国，却是出现了内乱和复辟的反复，如墨西哥和南美诸国，更是被严重的内战所折磨。

如果不考虑瑞士等小国家，那么，当时实际上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是一个特例，是一个一直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同时又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强国。

不难设想，假如当时没有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共和制工业化强国的范例，那么，中国向西方学习断无任何可能去学习民主共和政体，定会得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是理想模式这个结论。不难设想，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也不大可能有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国。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毫无悬念地蹈入墨西哥和南美诸国的覆辙，直接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四分五裂的境地。还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美国这个特例——既是世界第一强国又是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中国也断无任何可能义无反顾地坚持民主共和政体不动摇，坚决粉碎任何恢复君主立宪制的企图。

所有的理由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看人家美国！

表面上看，后来中国转向了苏联的人民共和国模式，但究其本质，仍不过是另一种民主共和制而已，仍是一个与君主立宪制对着干的选择。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最厉害的年代，中国也仍然坚定不移地只反美帝国主义而不反美国的民主共和，坚信中国建国之路如此艰难曲折不是因为实行了民主共和，而是因为民主共和还没有成功。

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到蒋介石的民主共和，再到毛泽东的民主共和，包含在民主共和政治中的几乎所有负面和恶劣方面——革命领袖独裁、极端民主、多数人暴政等，都先后实践了一个遍，国家和人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已巨大到无法计算；但正由于美国这个光辉灿烂的民主共和榜样还在那里竖立着，以至于在反对民主共和恶劣后遗症的斗争中，反对派高举的大旗也还是民主共和！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街头的政治交锋，天安门广场上的反政府集会以一座美国自由女神像作为运动的象征，还是那句话：你看人家美国！

直到今天，辛亥革命将近一百年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派别之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仍然是那个将美国作为其实证支持的自由民主共和派，仍然是那句百年未变的“经文”：你看人家美国！

环顾整个世界，好像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是。众多国家都在付出巨大努力实行着美国式的民主共和，都坚信着只要种好了民主共和这棵政体之树，就一定会结出美国那样的富强之果，这个道理绝不会错，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美国！

美国自己这方面呢？当然没错啦！我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共和才有了今天这个最富裕、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嘛！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你们这群笨蛋怎么能学不会呢？实在学不会我来教你，但是别忘了交学费！什么？你们国家的政府不让你们学？那好办，我出兵把你们那个邪恶政府和流氓政府推翻，让你们一步到位实行美国的制度，怎么样？顺便问一句，你们国家地下有石油吧？

有人做过一个计算，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国仅凭着这个货币特权和连带的财政特权，就可以额外享有上万亿美元的可支配资源。又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美国仅凭着这个语言特权和连带的文化特权、知识特权乃至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特权，又可以额外享有难以衡量的支配权力。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最强大的霸权力量，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当作效仿对象，当作具有“普世”性的成功法宝和必由之路，那么因为这种普遍的顺从而赋予美国的超级权力，会比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霸权还要大不知几倍。

 “西方化”与“美国化”之别

问题这样看就清楚了。理论上的一个公式：民主共和=富强之路；现实中的一个实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两者合起来被做成了一个“政治商品”套装。这个“政治商品”套装的总生产商当然是美国，从19世纪末它就开始向全世界出售，不仅厂家直销，还通过各国本土的亲美知识分子进行分销，以各国政府为对象进行强买强卖；如果乖乖买了最算了，如果不买，那就和你这个反民主的专制政府没完，一次革命不够就再次革命，革命复革命，直到全盘“美国化”。

回看中国近代历史，从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党发动革命推翻满清，立志建立一个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国那时起，中国就开始陷入了这个“你看人家美国！”的思维定势，并开始围绕美国“政治商品”套装之买与不买、“美国化”之实行与不实行，发生了漫长且激烈的革命复革命过程。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20世纪初的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选择了直接学习美国，而没有像日本那样选择了先学习英国和德国，于是走上了一条与日本的现代化完全不同的道路。当日本在二战后又转变为学习美国时，中国却因为早期学习美国的失败而转向了学习苏俄，两国的发展道路再次相左。中国改革开放后又重新转为学习美国，但十年后一场“八九运动”几乎让中国早期的失败历史重演，美国“政治商品”套装的广告词死灰复燃：“民主共和=富强之路”、“你看人家美国！”

这一次，中国通过“六四”事件这个惨烈方式，将“美国化”的强大诱惑连同那只死死抓住这个“政治商品”不放的手臂一起割掉了。壮士断臂，鲜血四溅，举世大惊。

当年因为轻信了“民主共和=富强之路”外加“你看人家美国！”这一套广告语，20世纪的中国走了一条“一步错步步错”的苦难之路，曲折之路。如果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那就不再是在所难免，而是无可救药，那就不再是失误，而是愚蠢。

纠正错误，恢复明智，简单之极——只要把“民主共和”与“富强之路”两者之间的那个等号去掉，把“你看人家美国！”这句话改成“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甚至不妨把眼睛从“美国化”这个特例上移开，回归更为真实的世界现实，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拨云见日了。

历史事实一目了然：几乎所有的西方强国，在其民族国家建国和现代化建设之初，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在英国和法国，其民族国家建国之时都是大国王专制时期；在后起的俄国和德国，也是君主专制制度；而在日本，甚至是从封建幕府制度重新恢复天皇制中央集权后，再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
没有了美国的民主共和这个标准，很容易就得出如此结论：中央集权制度，在民族国家建国尤其是后起民族的建国和强国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最为可靠的政治制度保障。而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现代化”的富强之路，才是真正的“西方化”道路。

“西方化”道路的历史经验是：民族国家成形之时，如果正逢一个伟大的君主，那就继续其统治；如果是一个无能的君主，就将其虚置，通过铁腕人物的辅佐维持中央集权制度；如果已经分裂为封建割据，就应当恢复君主权力，重建中央集权。在所有的制度选择中，简单地效仿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将传统君权与中央集权制度一起推翻打倒，靠宪政民主来建国，是一条最为危险、最没有保障的建国和强国之路。

历史自有自己的语言

站在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制造了“六四”惨案的中国政府进行道德审判，进行政治批判，这个事对于任何一个身居海外的自由写作人来说，既可释放内心压抑，又可保有道德优势，还可显示英雄气概，更可博得满堂喝彩，一举四得都不止。在如此容易的立场选择中，有什么理由非要不识时务地选择与此相对的立场呢？有什么理由居然主动沾上为专制制度作辩护甚至为君主立宪制度作辩护的嫌疑呢？

但是，历史自有自己的语言，历史正在用自己的语言向今天的人们说话，但今天的人们却仅仅因为这些话有违自己的道德立场和政治立场而拒绝倾听。

回顾地看，如果将毛泽东晚年的“朝廷主义”专制独裁视为一种更绝对、更实质的君主制中央集权，那么，辛亥革命之前何必不先接受一个“虚君制”的君主制中央集权？按当初的设计，就是“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其中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定不可行的。

如果将1949年之后中国的国家主义视为一种更难以实行宪政民主、更反自由主义的专制政体，那么，辛亥革命之后何必不先接受一个君主立宪政体？何必不先采用“彼得变政”或“明治变政”的模式？英国、日本等国直到今天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其民主宪政制度反而还比现在的中国更先进。

如果直到中国的GDP已经接近美国GDP的三分之一，在很多方面都已大大缩短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的今天，中国的国情仍然不适合照搬美国的民主共和制；那么，既然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美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而当时的中国连基本的工业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因衰落而越来越大，凭什么认为可以一步到位采用只有美国才有条件实行的民主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之后近一百年里，这三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国共两大政党都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其他政治问题上都严重对立乃至不得不通过残酷的内战解决，但在这几个问题上却很默契地一致讳莫如深。

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阶段，美国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当作参照模式的特例，而辛亥革命却恰恰一步踏入了这个陷阱。在这个问题上，一百年前的中国思想界也并非没有清醒者。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发表的《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中，关于美国是独立之后可以采用民主共和制的唯一特例，有如下论述：“其故有四，开国诸贤皆清教之徒，无争权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属地十三州已有议院自立，本无君主，二也。本为英人，移植已成之宪法于美，政党仅二，故美获安，三也。美初立时，人民仅三百万，仍是小国，四也。”

梁启超在同时期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吾烟若欲采用美制，则有种种先决问题必须研究者：（第一）美国之中央共和政府，实建设于联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联邦，乃积数百年习惯而成。我国能以此至短之日月，产出彼巩固之联邦乎？（第二）美国政权之大部分，皆在联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赋与中央者，不过一小部分。我国效之，能适于今日之时势乎？（第三）美国行绝对的三权分立主义，中央立法之权，行政部不能过问，此制果可称为善良之制乎？我国用之，能致国家于盛强乎？（第四）美国由英之清教徒移植，养成两大政党之风，故政争之秩序井然。我国人能视彼无逊色乎？（第五）美国初建国时，地仅十三州，民仅三百万，其选举机关，夙已完备。我国今日情形，与彼同乎异乎？吾愿心仪美制者，于此诸问题一加之意也。”

寥寥数语，已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但在万众一声的“你看人家美国！”集体念经运动中，这几句话有谁听得进去呢？不要说当时，对于今天这一代“言必称美国”的民主学生们来说，重读康梁二人的这几句话，有谁听得懂？

无论二十年前的中国政府其决策出于怎样的一种思想基础，实际的结果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一次没再犯糊涂，在共产主义运动退潮之后，强力保住了其中央集权制度，终于走上了“中央集权+现代化”这一条真正“西方化”的发展道路。

连续三十年“西方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几十倍，GDP的世界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了世界第三位，而且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位。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将近一百七十年，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算起将近一百五十年，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算起将近一百年，中国终于按“西方化”而不是“美国化”的方式实现了建国和强国。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历史用它自己的语言揭示了这个故事，本文作者将它讲述出来，以此作为“六四”二十周年的特别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