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变革的政治冲动—“八九学运”序幕的拉开

万维网友牟传珩来稿：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议运动。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全民民主运动。它不仅得到了在京数百万人参与，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声援。然而，在那一年的6月4号这天，中共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对付手

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末期。1985
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缓和”政策，提出著名的“新思维”，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虽在经济领域开创出一些新气象，但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激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包括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倒腐败、通货膨胀、治安状况恶化、信仰危机等等。那时的中共，在一个完全依赖GDP
增长的支持执政权力的政治信念里，如何发展出新的政治正当性，已经成为中共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这一点被党内开明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了。

正是在那个背景下，当时的开明领导人胡耀邦支持引进了如《第三次浪潮》等西方著作，特别是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请进了中国，由此才能涌现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等理念。这就是当时被邓小平称之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记得1985年9月18日学生自发游行反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随即演化成为反对中共“太子党”等诉求的学生运动；而1986年底，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潮，开始高扬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鲜明政治旗帜，因而导致了当时中南海政治斗争异常激烈。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约谈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杀气腾腾地直指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保护层”。他说“上海的王若望等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摘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隔一天，也就是1987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此次谈话。到了元月15日，在中南海里，由胡耀邦鼎力主持平反、解放的薄一波，竟又主持了对胡耀邦进行历史性围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诋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于是，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他忍不住坐在会议室外台阶上嚎啕大哭。这个重要的环节，正是两年后，启动“八九学运”序幕的引子。如此同时，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1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天，全国各大媒体报刊，都刊载了“胡耀邦正式辞去总书记职务”，接着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三人分别于元月15日、20日、25日被开除党籍，并异乎寻常地昭告全国。至此，在中国的后文革时代，首次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舆论高潮，国内政治形势寒流涌动，自由主义思潮遭遇挫折。

然而，“春风满园关不住”，到了1988年，中国思想、知识界的“自由化”经历了一年多的压抑，又开始复苏与反弹，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民主运动的思想前导。那时，饮黄河水长大的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的“蔚蓝色”文明；紫禁城里的知识分子，有了类似“裴多菲俱乐部”；而北京大学校园里，则诞生了“民主沙龙讨论会”。民主墙时代的政治遗产终于有人继承并发扬起来。

1989年4月15日，对引进“蔚蓝色”文明大有贡献的胡耀邦突然溘然逝世，北京、上海等政治敏感的各大院校，同时出现一些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悼文与花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则聚集起不少悼念的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置花圈。4月17日，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但是没有成功。“八九学运”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1989年4月18日清晨，学生们纷纷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然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竟以暗含政治老人们“老子暴力打天下坐天下”，岂容与学生娃娃平等谈判的惯性思维，对学生要求做出威胁性的回答。袁木声称：请愿书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云云。他的这一答复，完全堵死了与学生团体在平等、和平、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交涉，达成相互妥协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学生们的示威抗议活动只能继续下去。

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杨尚昆、乔石、万里等人召开政治局会议，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李鹏称事件“是公开的向党挑衅”、对该事件的处理将“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该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中共这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全国百姓的民愤，最终导致八九学运完全摆脱了单纯的学生性质，转而成为一项全民抗议运动，并招致历来对付民众运动决不手软的邓小平，下令以武力镇压的悲剧上演。

其实，“八九学运”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部份。就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结。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柏林墙倒塌一夜之间，致使雄居一方，拥有世界最强大核武器的多民族“共产帝国”苏联，在代表自由世界正面上升运动的资本扩张发展过程中，未经西方阵营一枪一炮，便与失去灵魂的“华约”集团一起，分崩离析，四散五裂了。这是由于资本机制推动的现代价值增殖与市场配置资源世界性贯彻的必然性所致，是代表正题发展方向的资本世界性扩张的全球化客观力量自然发展的辩证逻辑，最终战胜共产与专制的胜利！

由此可见，中国拉开“八九学运”序幕的那只手，其实就是资本世界性扩张导致社会自身渴望变革的政治冲动。若不是中国社会被共产制度压抑太久的忍耐已超出极限，怎么可能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全民性民主抗议运动？

如今，中国的“八九学运”过去20年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也已30年了。然而，曾激发起全民热情的所谓“改革”，随着“六四”悲剧的上演至今，其社会信誉已荡然无存。今天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权势集团之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立场对抗。“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导致中共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更难实现。这也就是说，拒绝“蔚蓝色”文明和“宪政法治”的改革，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了。

当此之时，中华民族更不能忘怀那些学生、市民用鲜血裹挟而来的“六四记忆”。每年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我们的心情都一样的沉重，一样的悲伤。今天的回忆与纪念，也许正孕育着再一个全民民主运动序幕的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