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

万维网友谢选骏来稿：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
——“世界仍在关注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

序言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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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制裁中国。台湾商人却通过探亲、旅游的名义，乘机进入中国大举投资，结果现在，台湾自身却在大一统的前景下瑟瑟发抖、全面中国化，甚至要开始推行简体字与汉语拼音方案。1989年六四屠杀后，日本第一个解除了对于中国的制裁，结果日本已经陷入整整二十年的经济萧

条。1989年六四屠杀十周年以后，整个国际社会终于接受了六四惨案这一“血酬”现实，并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结果还不到十年，金融海啸终于席卷全球了。

可见，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吃的，这多少有些像《圣经•创世记》上所说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启发，它认为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而生命是可以定出价格来的，也就形成了所谓“命价”——所谓血酬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甚至是“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但是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关系表明，所谓血酬定律乃是一种基本人性，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现代保险业的基础就是“命价”概念，人寿保险的金额，也就是一个社会给生命定出的大致价码。从本文最后将要谈到的建筑物下牺牲孩子生命的奠基礼，以及原始农人杀人肥田的播种礼，都是比现代中国的暴力革命更为明显的“血酬”现
象。对于这些和平时代的血酬与命价，吴思好像考虑得不多。他好像仅仅注意到“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而他的视野也仅及于中国历史的范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景观，如原始民族的习俗、西方文明的制度，其实都是有其“血酬”和“命价”的，后者如殖民历史所一再揭示的。

从“血酬”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的八九民运，自己虽然倒在血泊之中，但却创造了另外两个自己以外的奇迹：那就是199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的土崩瓦解，和200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八九民运的前一个作用，已经逐渐被大家认识；八九民运的后一个作用，迄今为止知之者不多。虽然至今为止，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命价”——类似西方社会人寿保险那样的“赔偿”和“平反”。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所牺牲的生命，确实已经改造了世界，并创造出了巨大利润。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1989年的中国八九民运，中间相隔十九年，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

这里有一个最新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据2009年5月26日的美国《侨报网》报道“中国制造干壁有毒”：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最近告诉国会，美中近期将互派人员，调查中国进口干壁对美国房屋所带来的影响。此外，美国国会也计划拨款二百万美元协助调查。

美国联邦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与保险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普赖尔（Senator Mark Pryor）说：“2008年初，佛罗里达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房主开始抱怨他们的家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味道，闻起来像是腐臭的鸡蛋，这种怪味一直没有消失。此外，也出现金属腐蚀的现象，包括新的冷气机在使用两年之后部分零件变黑、腐蚀。房主还抱怨一些健康问题，包括鼻子流血、头痛、眼睛与皮肤过敏、以及哮喘。最后，佛罗里达州主管健康事务的官员与建筑商认为：问题出自于中国进口的干壁。”

干壁是一种建筑材料，由石膏和软矿物等成分压缩在厚纸板之间制成。 受到中国进口干壁影响的案例有数万起，发生在美国十几个州。调查人员进入有问题房屋之后不久，也发生类似的症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告诉国会，美中官员就此保持接触，中国商务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一个中国调查团抵达美国，美国也派遣调查团到中国。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纳尔逊（Senator Bill Nelson）说，国会计划拨款两百万美元协助调查。他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测试发现，与美国制造的干壁相比，从中国口的干壁有三种不同的成分：丙烯酸涂料（Acrylic Paint）中的一些微量物质、硫（Sulfur）以及锶（Strontium）。”纳尔逊参议员跟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兰德里欧（Senator Mary Landrieu）曾经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美国召回从中国进口的干壁。兰德里欧参议员表示，中国制造的有毒干壁对美国房主带来不利影响，伤害了美国的建筑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

一位房主代表其他受到影响的居民告诉国会，医生建议他们搬家，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去、必须继续缴房屋贷款，又无法负担额外的房租，简直无处可去！维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最近对中国进口干壁施行禁令，据信这是全美国第一个禁止建筑商使用中国制造干壁的城市。

面对血汗工厂的产品，中国外面的自由世界一直是不以为然，甚至甘之如饴的。如此程度的道德冷漠，能不得到报应吗？这个报应，也许不是来自宗教上的神秘力量，但仅仅是经济规律上的就够呛了。

此话怎讲？

中国的血汗工厂里的产品，不仅是有毒的，而且是带血的。这个“血”不仅从监狱劳工和乡村民工那里来，而且是从“六四镇压”（1989年）、“八三严打”（1983年）而来的。

2009年4月10日，在“宪政中国”论坛举办的“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系列演讲”的第十四讲，我曾经就上述因果关系讲了一个主题：“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八九民运，及全球化政府的建立。”

通过二十年来的思考，我认为，只有一个全球化的政府，才能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类似“六四事件”这样的政治悲剧。反之，依靠其他的主权国家，来帮助中国解决六四悲剧的遗留问题，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其他主权国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首先谋求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社会”首先是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他们连在国家之间建立秩序的能力都不具备，又怎么可能帮助落后国家去实现进步呢？

有的听众反映说，“听了这个讲座后，感觉讲的内容有点类似公民世界正在做的：这就是建立公民世界沟通平台；进而建设公民世界政府。解决8964遗留问题，彻底解决世界金融危机问题。但是谢先生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讲透彻，反而后来在讨论中听众提出许多意见与疑问。”

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现在我就用下面的文字，来回答一些意见、解答一些疑问。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受华尔街金融海啸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淖，至今不能自拔。其原因到底为何？众说纷纭。

2009年1月1日，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这次危机部分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具体说来，他认为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美国联储会现任主席伯南克也认为美国房地产泡沫，是由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促成的。

这些看法并不孤立，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也在媒体上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这种观点使得中国政府十分紧张。准备了足足半个月，从1月1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展开强烈反驳，金融研究所所长宣昌能在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和新兴市场“是站不住脚的”。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选择中国的《金融时报》反驳，批判保尔森的这种观点属于“强盗逻辑”，并反控“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是张健华和宣昌能好像并不知道：这已不是保尔森第一次指责中国政府了。在2008年11月中旬“二十国峰会”开始前夕，保尔森就曾说过，并不只是美国自己犯下了次贷危机的错误，“亚洲和石油输出国的缺乏消费和外汇增持，及欧洲的结构问题”，也伤害了全球经济。

2009年初的美国《外交》杂志，却刊登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在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就提出的“过度储蓄论”的旧文。即使伯南克当年还没有顾得上指责中国政府，但现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候重新发表此文，显见美国学界对保尔森“中国责任理论”的认同。例如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地缘经济学专家赛特思（Brad Setser）就赞同保尔森的观点。他表示，中国的储蓄远远高于投资，其资金大量流入世界各地使利率降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一般舆论认为，保尔森的言论虽然有为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甚至怂恿投机的倾向进行辩护的嫌疑，企图为他自己这个失败的财政部长及其同样不负责任的前任解脱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经过综合考虑，发现他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指责他人可以使自己感觉良好，而互相指责则有助于真相的披露：“真理越辩越明”。因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但一种谬论却有助于澄清另外一种谬论。例如，中国方面就指责说，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以及信贷消费过度扩张，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格林斯潘所提供的反面证明也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斯潘这位退休的美国联储会主席，可以称得上这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一手导致了长期低息政策，并造成资产泡沫的形成。所以他为自己辩解说：“并不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导致了金融危机，而全球经济不平衡是金融危机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格林斯潘还有更加出格的言论。他2009年2月19日晚上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致辞后，接受《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着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拥有高储蓄率，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消费太高，过度依赖国外的资本。”格林斯潘说，但“高储蓄率本身对经济很有帮助”。而在致辞当中，格林斯潘认为，其他国家大量借贷给美国，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借贷是所有这些金融湍流中的最安全的避风港。

金融危机给这位八十二岁的前任金融监管者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他对“市场调控”态度终于转变了腔调。格林斯潘一直反对金融监管，但这个信念在2007年夏天开始覆灭，这让他这个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感到极大的失败。

人们可以在上述中美两国的互相指责中，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1、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

2、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以及信贷消费过度扩张，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3、各国政府对于疯狂投机的金融机构，不仅监管不力，甚至包庇、纵容、唆使其从事犯罪活动。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泛滥，而且与中国自己的血汗工厂也息息相关。李扬、殷剑峰在《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一文中，对改善中国的高储蓄率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

其基本结论认为：

（1）1992年到2003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由于目前还得不到2004—2005年的资金流量数据，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国民储蓄的这种部门结构在此期间是否延续。然而，鉴于近年来居民存款增长率渐趋下降、政府部门存款增长率迅速上升而企业存款增长率稳步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数据，财政存款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截至11月份）的增速分别为21．64％、28．22％和43．49，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为21．18％、47．84％和22．09％。然而，由于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较低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增速只分别达到15．61％、19．39％和17．11％。鉴于各部门存款增长率同其储蓄率存在着密
切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有较大把握地推断：中国储蓄率的上述部门结构特征依然被保持着。

（2）居民部门储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从影响程度来看，后者是其主要原因。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反映出国家持续推行的增加国内消费的基本战略已经在居民部门取得明显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持续下降，则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而居民财产收入的减少则反映了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和投资收益因流动性过剩而下降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从部门间的联系来观察，居民部门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

（3）企业部门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但是，相对于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经过各类税收和缴费调整之后的企业再分配收入总体上低于其初次分配的水平。但无论是初次分配占比还是经再分配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稳定中呈微升之势。在初次分配阶段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两大因素造成了企业收入占比的上升。首先是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相对下降，这与居民得自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互为表里。其次是其支付的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这种现象反映的经济事实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中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

（4）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自21世纪开始迅速增长。政府储蓄率的上升，归因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上升以及其储蓄倾向也不断提高两大因素。就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论，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在再分配阶段，该比例都是上升的。这反映出：自从1990年代初期提出“提高两个比重”以来，已经取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收入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在增长。但是，经过再分配调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的上升，说明政府似乎并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无论归因于其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还是归因于其资本转移水平的提高，都说明：近年来政府参
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强化了。

其政策建议认为，如果说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是“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那么，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应放在“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上：

（1）提高居民收入应当成为中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着力点。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对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之。中国政府于1993年就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又在《劳动法》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执行远不尽如人意，“血汗工厂”的劣迹屡屡见诸报端。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地方政府对税费的追逐以及企业在税费压力下利润的摊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减税应该有助于推动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其次是需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不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势，构成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主要
原因。再次是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2）财政政策应当在今后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一。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生产税中的主体税种，中国增值税的税率为17%，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安体富，2002）。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作出积极贡献。

（3）对于企业部门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此条件下，企业应逐步提高其对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水平，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以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李扬、殷剑峰的研究清楚显示：“中国的高储蓄”是个假象，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的。而血汗工厂的形成，也和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息息相关。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血汗工厂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却是在中国特别严重的现象，其中最为震惊世界的就是每年死亡数千人的人为“矿难”。血汗工厂的持续恶化，与六四血腥镇压具有肮脏的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刘晓波《展示官权的人权展》一文指出，“民众的言论、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的匮乏，即便不是导致‘血汗工厂’、拆迁悲剧和矿难频繁的唯一原因，起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胡少江《 “六四”与经济增长》一文则对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六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那场血腥的镇压。他们的“逻辑”是，“及时”和“果断”的镇压维持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的分析家对这种观点也采取认同的态度。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错，“六四”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区运行。但是，“六四”的发生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政治上的压制也完全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胡少江认为，如果我们以“六四”作为分界线将1978年至2005年的二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至1988年和1989年至2005年），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高于后一个时期。例如，按照复率计算的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七；而这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算术平均数则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二。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自19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开启的。例如，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事实上，‘六四’镇压后的前两年，中国的执政者曾经想方设法地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曾经在公开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将中国的个体户和私有企业‘罚得倾家荡产’；宋平等人则再在农村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妄图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只是当这些做法四处碰壁之后，执政者才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回到现实中来。由此可见，即使是纯粹地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将高速增长归因于‘六四’镇压
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质量和财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六四’镇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

胡少江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却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198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更快，却没有促成国际金融海啸，而1989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更慢却促成了金融海啸？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经济规模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胡少江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写的，那时正值金融泡沫的顶峰，大家还看不到泡沫的危害性。

但即使如此，胡少江在2006年的泡沫顶峰期，已经看到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没有缺乏保障，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水土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缺失和环境的破坏，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尤其是各级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基层政权组织的黑社会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恰恰主要发生在‘六四’以后。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国的增长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胡少江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血汗工厂的伴生现象或直接后果。其原因按照胡少江的说法，“正在于中国的执政者在’六四‘之后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进行表达；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制度，社会的阴暗面长期得以掩盖；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应该得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矛盾，唯一有权利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做出抉择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坦克
和自动步枪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真是拜‘六四’镇压所赐，我们也无法在价值观上接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更何况‘六四’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胡少江的上述结论，作于金融海啸之前的2006年。如果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来看待“血汗工厂和六四镇压”的关系，确实更能体会“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撇开“矿难”等“土八路类型”血汗工厂不谈，单只看看“洋教官”所调教出来的现代化的血汗工厂，就足够怵目惊心的了。

2009年2月1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IT五巨头供应商被曝是“血汗工厂”》，指出美国科技业行业组织“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日前宣布，准备对“血汗工厂”——东莞美泰塑胶电子制品厂（以下简称美泰）的工作环境展开调查。此前媒体报道称，美泰是一家向戴尔、惠普等五大IT巨头提供键盘和打印机的硬件工厂。对此，五大IT巨头纷纷“喊冤”，反咬一口，说将进行调查。而美泰公司则表示，将由当地外经办的宣传办统一回应。

EICC是由全球超过三十家的大型电子电气企业组成的成员制联盟，其致力于改善电子行业供应链的工作环境安全，IBM、微软、戴尔、联想和惠普均是其成员。

EICC此次行动源于美国劳工委在2009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劳工委在报告中称，美泰的工人一周要工作80.5个小时，包括40.5小时的强制加班，超过了中国法律规定的388%。另外工人每天只有两次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但工人实际拿到手的工资一小时只有不到三元，已违反了中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美国劳工委的报告描述说，美泰年轻工人每天要在硬板凳上坐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工厂要求工人每秒钟就要往键盘上安装一个按键，一个月要重复这类动作达一百万次。此外，报告还描述了美泰工人苛刻的工作环境：工人被禁止说话、禁止听音乐、禁止抬头张望，还不能把手放在口袋里；为了方便工作，工厂规定工人要定期剪指甲，不剪就要罚款；工厂鼓励工人互相监视；工人一周四天被锁在工厂大院里，甚至被禁止散步；工厂经常对工人洗脑，要求员工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热爱公司等。报告还指出，美泰还制订了细致的罚款项目，工人在工作时吃零食罚款十元，吃饭没有把食物全部吃完，罚款二十元等。

报告中还引述了一些美泰工人的话：“我觉得自己像在监狱服刑，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样监视我们”；“我的手不停地在动，一秒钟也停不下来，手指和胳膊又肿又疼”；“一些年轻的工人在工厂外面有男、女朋友，要出去约会的时候，要苦苦恳求老板才能够离开工厂大院”。作为证据，美国劳工委还在其官方网站上曝光了美泰发给工人的厂纪厂规、新进员工培训资料以及员工聘用合同书的原文。

美泰位于广东东莞市常平镇，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台湾企业。总共有大约两千名员工，75%是年轻女性。去年年中时，美泰曾在工厂外拉横幅表明要大量招聘十八到四十五岁的女工。目前美泰则表示不再招聘新工人。台湾企业的恶劣不是孤立的现象。

一个热门新闻就是“记者报道富士康案遭三千万索赔”事件。台湾富士康公司位于深圳龙华，在深圳雇用了二十万人，是一家较有影响力的台资企业。《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报道了台湾“富士康”的血汗工厂行为，结果却遭到富士康三千万人民币索赔控告，台湾商人并且迫使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将记者的私人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予以冻结。

富士康的这起诉讼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主要因为富士康并不去告报社，而是告了报社的两位记者，还索赔三千万，这显然违背常例，企图发挥“杀鸡儆猴”的恐吓效果。而更为恶劣的是，法院居然为虎作伥，直接冻结了两记者资产。显然，资方显得非常强霸，而产业工人以及敢于替产业工人说话的记者，都是任人践踏的弱者。

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是“资方的天下”，资本家们拥有不可想象的权利和自由，资方对于产业工人的压榨和欺辱几乎是肆无忌惮的，产业工人的地位目前是弱势群体，自己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遇到问题，几乎没有一个组织或部门能够及时帮助工人解决，而这些产业工人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时往往会采取某些过激的方式追讨工钱，采用跳楼、自杀、堵路等方式来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但这些行为却会遭到警方的严惩。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应该受到严惩的是那些靠榨取工人的血汗发财致富的奸商，而无权无势、只求劳有所得的产业工人何罪之有！报道这些问题的记者又何罪之有！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怎么会堕落为国际资本的看门狗？

毋庸置疑，城市里这些外来的产业工人是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辛勤劳作，但还是经常遇到就业受刁难、安全无保障、子女求学难以及费用繁重等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每日辛苦的工作，以个人的诚实劳动换取饱蘸汗水的微薄报酬，他们为这个社会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当他们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被视作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更责无旁贷，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自己的影响力来为这些苦难的人们赢得自己应有的价值，否则这些绝望的弱势群体完全有可能走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那条路。而资方以巨额赔偿起诉传媒记者，则无异于将自己放在人民、社会的对立面，对自己企业不会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并不是新闻。平心而论，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还真算好一些，大多数情况是不会胡来的，至少发的工资还是在法定最低收入线之上的，不少国内的小企业强迫加班、拖欠工资、甚至卷款外逃的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事实让人们很无奈，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无法改变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命运。有人绝望地认为：“这也是所谓的宿命，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就是‘被牺牲的一代’，在当代中国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充当原始积累的棋子，这就是所谓的补课吧，补一下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生活，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会过的更好。”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有网民“博讯螺杆”在 2008年11月1日发表文章指出，《“六四暴乱”与“八三严打”有一定因果关系》 。他指出，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三件最大的坏事，一是主抓了反右运动；二是八三年严打；三是六四镇压。反右是毛泽东的阳谋，但操刀者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反右运动中有很多强硬讲话都不敢入录邓选，所以他不肯全面否定反右，只是承认中共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胡耀邦做出了很大努力，用一系列的经济实惠安抚了被扩大打击的右派分子，但这个平反还是令广大右派们心情不够舒畅，因为政治问题必须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怎么能打个哈哈，赔几个臭钱就没事了呢？

博讯螺杆认为，邓小平以前跟着毛泽东，靠发动内战建功，靠镇反杀人立威。文革后邓小平上台，也有样学样，靠打越战建功，靠八三严打杀人立威。八三年，邓小平一句话就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临时修改刑法，以红头文件代替宪法，展开了自中共镇反以来关、打、杀人最多的严打运动，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冤狱。应该指出，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百分之八十的人并非错杀而是胡杀，明知这是重大违宪、重大冤案，不该杀的也要杀，“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的血雨腥风昏天黑地。草菅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群人（亲属，朋友，同情者），更不要说枉杀错杀。从此，旧恨加新仇，中国民间积压了对抗政府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达到
燃点，就会剧烈地燃烧起来。八三严打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受害百姓的报复。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在严打中立功晋升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是意外暴死，就是患了不治之症被痛苦折磨而死。对这些人的不得善终，周围知情百姓的一致反映是：报应！活该！可见，天怒人怨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从八三到八九时隔六年，严打造成的民间积怨终于找到了暴发点。

博讯螺杆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六四屠杀时动用军队坦克，除了他对政变的担忧，还在于当时他根据各地密报已经判断出，使用有限的警力根本不能平息即将暴发的大规模骚乱。如果不在北京痛下杀手，那么全国都会效法北京，共产党的政权危在旦夕。学运期间，各地警方基本上处于恐慌状态，对上街游行的学生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不阻拦不干涉，甚至交通警察也让出了岗亭，由群众来指挥。面临局部骚乱也无能为力，有的干脆作了鸟兽散。在尾随学生队伍游行示威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八三严打”中被关打押的无辜百姓在报复政府，在骚乱中，这部分群众的对抗也最为激烈，这也给后来当局的“平暴”造成了口实。

博讯螺杆指出：一个政权，想维持统治防止被颠覆，只有两个办法才能做到社会稳定：一是霸道，像中共过去那样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对人民施加高压恐怖手段；二是王道，搞怀柔政策化解民怨，扩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的规模，实行民主政治。但在今天看来，霸道与王道这两样中共都难以做到。另外，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向文明发展，不可能倒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大气候”。中国的小气候不可能避开国际大气候。辩证的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一个政权也毫无例外，现在中国走的正是苏联的前车之辙，这中间没有岔路可走，所谓气数将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即使今天，中共再加强多少防暴队伍和装备，在愤怒的人山人海面前也是豆人纸马，不济事的。唯一有效的“防暴办法”还是军
队坦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1989年的人民，军队也已经不是八1989年的军队了。邓小平还是比毛泽东聪明，他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

严家祺回顾六四屠杀的前因后果时则说：“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天安门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运动为主体，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参与者，因为媒体的原因，把像我们发表的一些声明就放大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严家祺说，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那次有人被打伤、被抓捕，但无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号晚上，他作为名誉校长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时，没想到会发生“大屠杀”，也没感到危险。对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迫使当局动用武力清场的说法，严家祺表示：“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发生天安门事件，那次把邓小平作为黑后台，1989年把赵紫阳作为黑后台。1976年出动了工人、民兵、公安干警大概有三千人，
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总共人数不到一万。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大概是六百多人，就是把纪念碑门口的人抓起来了，4月5日晚上，大概抓走了二百多人，抓人的时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伤了，但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1989年，出动了十八万的军队，其中从公主坟、木樨地、沿长安街西边开过来的军队三十八军人数就有一万五千人，还有坦克，还有机枪，一路扫射，所以死伤的人非常严重。对比这两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学生留在广场，怎么能够用机枪、用坦克来镇压呢？所以我们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平抗议的民众，他们没有进行什么反革命暴乱，而且1989年6月3号到6月4号早晨是一场大屠杀，把这么多人杀了，杀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或者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错误同罪行是不能相
提并论的，这是我提到六.四的时候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严家祺也认为，六四屠杀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邓小平在全世界对六四的谴责面前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搞什么计划经济、公有制了，大家自己去赚钱把。邓小平就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共产党，中国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全世界谴责，在这个谴责面前，六四之后不到半年，柏林墙就倒塌了，因为东德的军队不敢再开枪射杀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号的倒塌，实际上是六四屠杀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瓦解。所以邓小平严格来讲，他不仅是六四的杀人犯，而且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东
西，完全丢掉了。中国今天的灾难，不仅是专制主义的灾难，而且也有早期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同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所以这个经济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难者的血和泪。所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同六四屠杀密不可分，今天的社会不公正也同六四屠杀密不可分。”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1989年抗争的主要群体，大学生和知识界在二十一世纪则基本保持沉默，这被海外的一些评论家指责为“犬儒化”。而其实，这一指责并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换一个角度，则不难看到，对1989年的镇压相对保持沉默的弱势群体，现在却成为“维权运动”的主力。

这一对比说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加紧收买大学生和知识界，提高了他们的生存待遇；而对1989年相对沉默的群体，如农民、民工、大多数城市工人，则加紧了权利的剥夺。
有人称此为“镇压的循环”、“沉默的报应”。

2009年5月22日的英国《卫报》，发表文章分析类似的现象，称为“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China\'s rise relied on a rural miracle. So does its future，黄亚生）指出中国专制政权之所以没在1989年垮掉，其真正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东欧自由、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与中国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89年遭遇同样的命运，是因为中国没有放手对其政治体制进行自由化。这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中国在1989年没有“垮掉”与它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并无太大关系。（相反，中国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下，尝试过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89年垮掉的真正原因，是其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期，邓小平曾对其他中国领导人做过如下表述：“经济仍旧是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经济基础，学生游行十天农民就要暴动了，更别说整整一个月了。”中国面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可能是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这一课题值得铭记。

2009年，数以百万计的出口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大量农民工或者失业或者被迫接受大幅减薪。中国要走出其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国农村重复1980年代所发生的奇迹——十年间，农村人口的个人收入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这一增幅放缓到不到4%；而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这一增幅大约是5%-6%。农民由于没有响应1989年的抗议，而在随后的年代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1980年代中国的农村奇迹，其实是中共得以稳固其政权的真正原因。这一奇迹得益于1980年代乡村地区重大的政策放开。当时，赵紫阳政府着手引导财政资源进入萌芽中的私营经济和农村中的企业活动。农村金融体系也获得了一定灵活度，非国营的资金提供者被允许与国营金融机构在吸引存款和进行放贷方面竞争。在农村地区，政府系统化地破除阻碍商贩在城区进行买卖的政策壁垒。农民企业家们，反正从来没有享受过终身制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很快就抓住了改革带来的机遇。他们充分利用了城市的高收入和城市中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在1980年代，农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便是商业收入——农村家庭经营小企业的收益。

这一切在1990年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开始着手进行以城市为核心的大规模投资战略，并成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新机场与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但农村收入却未能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个人所得增长率降低到1980年代的一半。对家庭调研详细数据进行的分析也显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在1990年代出现了崩溃。1980年代，接受调研的农村家庭中大约30%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信用资本。但在1990年代，这一数字下跌至10%。而与此同时，农村家庭需要负担更高的税赋、教育费用，以及医疗费用。

当大多数中国人口的收入增长放缓时，整个国家的个人消费水平下降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间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大幅缩水。2007年，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3%，比1990年代初下跌了10%以上。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的消费水平甚至能接近这一数字。印度的消费水平比中国高二十个百分点，巴西高二十五个百分点。而中国的低消费与东亚文化无关。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消费占GDP的比例均超过55%。

很多分析家敦促中国降低出口以解决全球失衡。但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考量，不是中国为什么出口这么多，而应该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这么少？要让中国公众的消费带动GDP增长，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农村1980年代所享受的商业和金融环境。中国应当大胆地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取消户口制度（这一制度限制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取得城市居留权），赋予农村居民彻底的土地交易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强化198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产物——通过村级选举改善农村基层管理。1980年代，中国不但着手放开经济，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面对危机，任何政府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错过机会”。1989年，中国错过了一个和平过渡的机会。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改变并不总是好的。以反对专制而著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到中国访问。《南华早报》在5月26日说，佩洛西显然避开人权问题不谈。中国有些异议人士也因此对佩洛西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她“这次也投降了”。因为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要不买美债，美元就可能垮台。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希拉利•克林顿在佩洛西之前来中国时，也是闭口不提民主、自由、人权。

2009年6月3日新闻报道指出，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说：“中国政府跟二十年前不同”、“胡锦涛与六四无关”。台湾现总统马英九6月1日晚间于媒体“茶叙”时，也是这种看法。马英九呼应说，吕说的很对，如果还用六四那时候的尺度看中国大陆，可能将来出现问题的是自己。当媒体质疑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出了问题，马英九表示，现在中国变得有影响力了，很符合国际秩序。马认为，目前的情势已经转变成为经济相互依存，不能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否则的话什么都不要做，变成抱残守缺、锁国自闭。

现在，在纪念六四惨案20周年的问题上，大家谴责台湾总统马英九前倨后恭、首鼠两端：前十八年“积极上进”时参与纪念，后来两年“做了总统”就自我封顶，可以不再参与了。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都还记得，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国，但是唯有台湾例外，台湾利用这个机会提供的“创业真空”，顺顺当当地进入中国大发利市。现在“台资”在所有“外资”中，都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湾急进大陆的结果，是彻底出让了自己的安全。天道好还，台湾经济不仅因此急趋衰落、空心化，而且在帮助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让台湾自己边缘化，已经沦为中国大陆的附庸，“台湾是香港第二”的命运，就由马英九这个出身于香港的总统，预示出来了。

在这波金融海啸冲击下，台湾经济受重创，减税政策点燃财政危机的引信，创下有史以来最糟纪录。不仅台湾如此，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如此。《华尔街日报》日前针对五十二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有半数认为这一波景气的真正复苏可能要花三到四年。
这波金融海啸以来，欧洲先后有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英国等主权评等或展望遭标准普尔调降，英国被调降评等展望的主要理由即是财政恶化。台湾的财政危机，早已引起国际信评公司的忧心，惠誉与标准普尔分别把台湾的主权评等展望调为负向。标准普尔日前公布一项报告直指，如果这波经济衰退期延长，台湾未来四年的经济可能都是负成长，届时台湾主权评等可能连降五级，沦为亚洲的后段班，甚至不及中国大陆。

标准普尔这项预测是根据模型推算，如果台湾的经济复苏力道强劲，怎么会得出如此悲观的结果呢？依标准普尔的分析，未来让台湾主权评等连降五等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债台高筑，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如果台湾的经济持续疲软，未来几年内政府的负债也很难改善，甚至更加恶化。事实上，这波金融海啸对台湾财政的冲击已经显现，2009年1到4月的税收比去年同期减少七百多亿元，主计处估计全年可能短少一千九百亿元。在税收大减之际，财政部又陆续推出多项减税方案，将使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如果景气复苏期拖得更长，未来要平衡财政收支只有靠举债或加税。在景气低迷之际要加税，难如登天；然而，这些年来政府负债余额已逼近五兆元，台湾还有多少举债的空间呢？

对于台湾的未来展望，显然标准普尔的悲观预测与财经首长的乐观预期南辕北辙，在此，我们当然希望标准普尔的预言不会成真，但是，如果当今执政者无法体认台湾财政亮红灯的事实，继续肆无忌惮地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那么台湾的财政势必持续恶化下去，一步步实现标准普尔的预言，甚至步上美国加州破产的后尘。届时，掌管财政税源的财政部，当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台湾为什么会陷入长期萧条呢？这是否“血酬”的报应呢？

在回顾当年的时候，曾建元在《中国民主人权发展与台湾民主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六四是两岸党国民主竞赛的分水岭”：1989年6月，台湾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们却作为社会的代言人站了出来，点燃了自己的青春，同时也照亮了台湾人民的前途。

第二年，1990年3月16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一场似曾在天安门广场出现过的学生运动爆发了，北京临时学生联合会的精神在广场校际会议间复活，台北市民像北京市民一样地照顾和保护学生。台北学生要求与李登辉总统对话，姿势一如北京学生对中共提出的要求。广场上树立的野百合，像是被北京的民主女神高高擎举。台北的媒体兴奋地应用前一年学习来的技巧捕猎广场上的每刻动态，并且开始比较起北京的柴玲和台北的范云。3月
 17日凌晨，国军首都卫戍部队可能开进广场的流言不断，六四凌晨的画面浮上台湾每个还醒着人的眼前，包括广场上的每个人、国军将领和士兵们、悲悯地照看下，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和总统李登辉……。国民党的党政高层自觉地意识到台湾不能重蹈大陆的覆辙，结果六四的幽灵保佑了台湾，李登辉当选第八任总统，对3月学运的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做出承诺，年底国是会议召开，决定终止动员戡乱进行修宪，而于1992年底完成为民主奠基的国会全面改选，1993年李登辉提名之台湾省政府主席连战经第二届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民主政府成立。台湾自此拉开了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发展的现实与观念上的差距，迈向一个民主的国家。

六四屠杀是一面镜子，警告台湾各界对待3月学运的态度。六四屠杀微妙地鼓动着台湾朝野上下决心走向民主，台湾居民最后用台湾的民主化来纪念北京的六四英灵。但与此同时，台湾却拒绝支援北京的民主化——台湾为什么会陷入长期萧条呢？这也许就是一个报应的侧面。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四年后，其长达三十多小时的录音回忆录将以中、英两版本的形式在美国与香港出版，书中揭露决定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关键一刻，以及其余六四内幕、中国改革历程与中国未来的前途等。本书编辑之一伊格内修斯（Adi Ignatius）5月14日对多维社指出，虽然二十年过去，但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仍很关注，预料除了中国研究者外，也有许多美国人想对此事再探究竟。

赵紫阳1989年因为支持天安门学运而遭罢官，随后被软禁在家十五年，直到2005年1月逝世。据赵紫阳秘书鲍彤表示，赵紫阳1993年便开始为录音做准备，直到1999年在友人协助下进行录音。录音带共有三十卷，赵紫阳每次秘密录完便绕过监视者的耳目，由友人秘密冒险带出，在他逝世后，鲍彤等人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整收集到所有录音，并由赵紫阳的三名友人秘密带出中国，由鲍彤的儿子鲍朴与妻子翻译成英文，并与伊格内修斯共同编辑成英文版《国家的囚犯：总理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由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中文版《改革历程》则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时间均为2009年5月。这是一部“历时二十年完成的著作”。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那便是选择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过程，那是在没有投票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赵紫阳描述了一场会议，他来到邓小平家中，想为自己温和回应天安门学生的主张做最后一次辩护，但邓小平说，已决定武力镇压，在当时的社会下，其余人家遵从这样的决定，但赵紫阳说，他不同意。在多年软禁下，大家以为赵紫阳不可能再就天安门事件发表意见，但他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做了。这份回忆录提醒人们，天安门事件不必非要以武力镇压的方式作结，这是一场高层的权力斗争。

伊格内修斯曾任《时代》副总编与执行编辑，负责国际和商业报导，也曾在任编辑期间负责《时代》亚洲版。伊格内修斯在《国家的囚犯》里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他的高官生涯的坦率描述。他让读者看到全世界最不透明的政权之一的内幕。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这位试图让自由改革进入中国的领导人的喜怒哀乐和成功失败，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天安门血腥镇压的发生。”

“这是赵紫阳对历史回忆的版本，可能也是他为自己的辩护，希望将来有一天，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重审他的案子，恢复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尽管赵紫阳已经去世，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具有使中国人聆听和反思的道德力量。”

不过，这样的内容是否能引发美国读者的兴趣？伊格内修斯认为，对研究中国的人来说，书里揭露的中国政治会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另外，那些不看小说、喜欢了解政治的人，也可说都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我不觉得这会是很大一群人，不过像亚玛逊网站或Barnes&Noble书店，他们买了很多非小说类的书，包括这本书，他们仍认为在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之际，这本书是有市场的。”伊格内修斯说。他解释，对美国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喜欢或不喜欢中国，不管认为中国是敌是友，他们还是会给予关注，因为美国人知道中国已是个重要国家、有经济实力也有影响力，比起印度和俄国，中国也许仍是美国人最感兴趣的国家。

“但有个问题是，人们已不记得这些二十年前的名字，他们从大众印象里消失了，可是我认为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还是非常非常有兴趣，虽然不记得名字，但他们知道那些学生、那些绝食者，还有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好的理念。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仍是很关注的。加上今年是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人们应会希望对此事有更多的了解。”

根据上述情况，说西方人没有忘记六四，那只是就新闻和人权的层面而言的，但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六四惨案已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忘。2008年，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出席北京奥运会，2009年初，民主党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访问中国，堪称近期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但希拉里与中共官员的接触过程，却令国际舆论失望。

2月23日，《华尔街日报》在《希拉里访华大谈经济：避谈人权》的报导中指出，希拉里刻意淡化中国备受争议的人权问题，转而大谈经济问题丶环境问题藉此避开敏感焦点：“希拉里在周日与妇女界代表进行的一小时会谈中根本没有提及人权问题，访问过程中也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谈论敏感问题。”“希拉里不久前曾表示，她不会在访华期间将重点放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上周五她对记者说，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付出的努力。”

希拉里的作法，也让国际人权团体感到不满与愤慨。报导指出：“希拉里这样的表态令人权组织感到愤怒。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声明中说，这种讲话向中国政府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中国以往在人权上的进步部分就来自於外部压力。”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库玛（T. Kumar）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拉里的发言令他们“感到震惊且极端失望”。他说，美国是少数能够在人权议题上勇敢对抗中共的国家之一，希拉里说人权不能干扰其它重要议题，是破坏未来美国保护中国人权的主动权。

这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趋势：希拉里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美国之音》2009年5月29日的“国会一周”明确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Rep. Nancy Pelosi）在休会期间，第一次以议长的身份访问中国，重点在于讨论美中合作处理气候变化，美国媒体评论她对人权问题保持低调。佩洛西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为第三。她会见的中方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代表团里的共和党众议员森森布伦纳（Rep. Jim Sensenbrenner）说，他感到失望。他说：“中国还是老一套的做法。我得到的信息是中国要以自己的方式办事，不管世界其它国家在哥本哈根谈论些什么。”然而，两党在某一点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在人权问题上闭嘴。

众所周知，佩洛西曾经是“直言不讳的人权倡导者”。十八年前，1991年，佩洛西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议员举着旗帜，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抗议示威。那时她“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和西藏人权的关怀”，“如今我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可以有机会直接与中国国家主席谈话，能代表整个美国国会提出人权问题”，她说。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说出什么。

六四不但被中国年轻的一代所遗忘，也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忘，所以才会发生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金融海啸。这就是因果报应。不是神学与道德的惩罚原则，而是经济与政治的反弹力量。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刘自立在《冷战思维与六四镇压》中指出，苏东解体变天和六四镇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历史的偶然是，六四镇压导致了中国政权的继续存在；历史的必然是，苏联体系的崩溃。

这个课题非常繁复，关键是美国人对于东欧发生的事情不起主导作用。这个本质变化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因素来源于“星球大战”对于美国的失败。那么，美国人是不是推倒柏林墻的根本动力呢？不是的。因为苏东解体是中国“六四”运动的直接后果。而美国人当时还在继续维持东、西两个霸权阵营之间的平衡。于是，出现了中国“六四因子”的奇特效应。中国六四事件，可以让邓氏镇压得手——而昂纳克等人却无法再向群众开枪——因为苏联本身再次出动坦克的可能性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因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向群众开枪，甚至出动坦克予以全歼——那么他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个改变，其实间接呼应了美国价值中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的因素——而不是其国际战略之均衡原则使然。美
国人不知道苏联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但在戈尔巴乔夫释放了三千政治犯以后，冷战格局确实结束了。

刘自立认为，苏联崩溃既然不是美国人的作用、不是其国家意志使然，而是自己的价值观念使然；那么，中国政权的六四得手是不是美国政府的作用呢？美国人（包括欧洲政府）对于六四的镇压、直到现在还是持有官方的批评态度；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切断和邓政权的国家关系——就像在猪湾牺牲了雇佣军的生命，但肯尼迪依然认可了古巴政权。由于其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很快和中共政权继续往来，直到今天。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与其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根本就是布什的对华政策的继续。他的基本提法就是，认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希望这个政权在国际争端中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鼓吹应该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个逻辑其实就是美国历届总统的逻辑：一言蔽之，就是希望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和美国协同作战。这是非常
可笑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

刘自立认为，于是，美国对华政策在六四问题上和中共政权继续保持微妙的潜在的一致。这个一致性内涵表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中共权贵阶级的政权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经济需求的结合。所以，美国人可以在恍惚中接纳戈尔巴乔夫和解体的苏东，也可以继续接纳中国政权。于是一个国际新格局出现了：苏联消失以后，由中国继续代替之，与美国形成战略关系和新冷战关系——这个新冷战表现在美国鹰派坚持的、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争上。历史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了。

刘自立现在还住在北京，他批判美国对华政策，和流亡美国的中华同乡会一类的立意，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出于真正的切肤之痛，而且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认为：在美国价值观里，正面的自由民主论遮蔽了国家利益论——人们不知道美国人可以鼓动匈牙利起义，也可以一夜背叛和抛弃之——对于六四他们也如法炮制。中国人期待屠杀带来的中美断交，政权崩溃，李鹏审判等等，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不知道美国价值观是双料货色。

正是这种两面派性质，决定了以下情况：“如果美国人看见赵紫阳成为叶利钦，他们也会同样支持中国的新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人只能自救，而不能他救的道理。重复而言，苏、东可以解体，而中共可以继续存在——这就是冷战结束和六四以来，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一种准确而全面的描述。”

刘自立的上述分析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可惜的是，他晚到了二十年。而且他一面说“世界是现实的，逆向的选择尚未出现，还是被政治地心说统治”，另方面却说“我们只好等待新思维的普及”——好像新思维可以违背地心引力似的。

其实，刘自立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是“缺乏对于人性、政治、历史的深入一层的理解”所致，也就是说，刘自立的批判是“过于理想化的结果”。从人性、政治、历史来看，其深入一层的秘密原理一贯就是而且永远将是：“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这就是世界上一切奴役制度的根源。大家都记得，法国革命的时候，是来自民主国家的瑞士雇佣兵在守卫王宫、屠杀起义者，这些法国国王豢养的“共和国卫士”至今得到瑞士人民的怀念，因为是他们在欧洲各地的卖命活动，为瑞士赢得了自由和中立。这是不是说民主国家特别铜臭呢？也不尽然。美国独立时，是法国国王的反革命部队，出手援助了美洲人民的自由起义，使得美国宪法没有成为废纸。这种人性、政治、
历史的荒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改观而改观：在1950年代，苏联在利用中共发动了“抗美援朝”之后，却甩掉了中共与美国握手言和；而1970年代，中共则用同时的伎俩，在利用越南削弱了美国之后，向越南发起进攻来赢得美国的好感。现在的“北朝鲜核问题”再度暴露上述的秘密原理”——“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另外还要加上“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

“社会主义的兄弟”原来同样服从资本主义的铜臭；所以讲究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最极端的专制主义。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或多或少确如中共的抱怨，是“冷战思维”的结果。只有冷战思维，才使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互相支援；只有冷战思维，才使得追求专制独裁、共产主义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支援——而即使在冷战时代，冷战思维也并不能克服而只是体现了上述的“秘密原理”，何况在六四屠杀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冷战早已结束的时候？

由于刘自立的迟到，尤其因为刘自立式的误解，二十年来的中国民运，基本上停留在“告状”阶段，或是“告洋状”，向国际社会申诉、作证、要求援救和资助；或是“告土状”，向中国政府申诉、要求平反和赔偿。

令刘自立们最终感到失望和气馁的告状，不是断不可行，而是断不可指望。说到底，那其实只是一种宣传的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没有一个基于全球政府法理权力的、具有执法能力的国际法庭。换言之，既然冤民们的告状对象还是各个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敌对争风吃醋的主权国家，那么，告状就只能减轻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即使冤民们组成了大同盟，也无济于事的。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八九民运，都是由于社会公正的缺乏而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八九民运的源头，就是1988年中国国内的一场金融危机，也就是“物价闯关失败”引起的。中国在1980年代的这一金融危机，其实也是苏联集团在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预演。

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二百以上城市卷入）、人数最多（一千万以上人参与）、时间最长（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整整五十天，还不包括屠杀以后的持续抗议）的和平请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基本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一个奇迹。

八九民运的和平请愿虽然倒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中，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却激发起东欧人民抗争意志，以致在短短两年内，就先后瓦解了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整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又一个奇迹。世界历史因此转向，人类命运因此改观——八九民运的巨大功勋，因此再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另外一个如此自发的、影响深远的人民运动。

有一个谚语说：“油画要从远处去看，英雄也是一样。”其实，何止油画去英雄，面对任何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都需要间隔了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其全貌和因果——而且还需要各种角度的反复观测。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能够比以往更为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的全貌和因果，看清其巨大的能量——并且看清它其实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在八九民运的相关问题上，舆论常把拿了“六四血卡”的人们，也就是六四以后通过西方政府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而获得永久居住权（绿卡）的人们，叫做“吃人血馒头的”；其中既包括获得绿卡就退出民主运动的，也包括以民主运动为谋生工具的。这些吃人血馒头的人，通常都被认为只是居留海外的中国大陆人。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吃人血馒头的，其实也包括一切在六四以后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好处的人们。其中既有外国人或是“境外人士”，也有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从未离开的人们。所有这些遗忘了六四血腥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各自形式的人血馒头。

我认为，吃人血馒头也许是“向前看”、“向钱看”的人性所免不了的；但是，吃了人血馒头还要诋毁人血的，则是人性所不容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根据“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这一人性、政治、历史的原理，“中国人渐渐忘记六四”是正常的、符合原理的；“世界仍在关注六四”则是反常的、违背原理的。

现在，各国政府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中国政府的枪弹和银弹所组成的双层夹击面前倒下了。不过这反而增添了中国抵抗运动的价值：我们是在孤军奋战，世界因为我们的孤军奋战而获得了希望和明天。这正如圣法兰西斯说过的：“世界的全部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

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乃是一种全球性的“人血馒头效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所释放出来的巨大产能，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和投机成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在东欧和苏联造成了政治改组，但中国还没有造成政治改组，但这是迟早的事。而一旦中国完成了政治改组，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致命冲突，造成了人为的、爆炸性的压力。中国的内部高压所造成的外部冲力，给世界造成了金融海啸是毫无奇怪的。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命题，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萨满教风俗：在重要建筑物的奠基礼上，经常牺牲一个孩子的生命，把他埋入这个建筑的地基里，期望因此使得这个建筑像孩子的生命一样常葆青春。

这个残酷的风俗不是孤立的，它是从原始的农耕仪式那里演化来的。原始人常常在春耕的时候，砍下人头、埋进地里，期望因此使得这年的收成变得丰盈。这个残酷的风俗和原始的农耕仪式，都是前述的秘密原理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千百万六四镇压的受难者，就像是埋入巨大建筑物地基下面的孩子，他们至今仍在暗无天日的状态里。但是我们不是原始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仅凭借低级的本能生存，我们还有高级的思维活动，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持续呼吁——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能得到安息，中国的建筑造得越伟大，那么倒塌的风险就会越高。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结束语

终结全球金融危机与平反中国八九民运，都需要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是世界所需要的，又是现在的世界所缺乏的，因此是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实现的。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其前提是一个能够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传播普世价值的权力中心，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这不仅需要抑制各个主权国家的胡作非为，而且需要扬弃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需要认清国家崇拜是现代政治的万恶之源。让我们不仅仅是期待，而且是努力促进这一全球政府的成立——这就是我二十年来对于1989年中国悲剧的综合思考所作出的结论。

中国反对派运动，目前只能在各个主权国家的厮斗所造成的空隙中，图存、发展，这看起来给人希望不大的印象。其实，任何不利的处境都有其有利的一面，中国反对派运动的夹缝处境和边缘化状态，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动世界走向公正的统一的全球秩序”的前沿阵地——如果我们能够像古代战国的纵横家那样周游列国、穿梭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向各个主权国家施加最大的压力，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已经为中国的反对运动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也能像达赖喇嘛那样，积极在国际之间从事“民主人权的纵横事业”，不断推动世界走向公正化和一体化，我们就能像八九民运曾经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那样，再创历史的辉煌！而这，尤其需要深入扎根于各
个所在国家的主流社会，运用这些社会所形成的合力，迫使他们推动中国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美国犹太人也为中国的海外侨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华人们也能像犹太人那样，积极参与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迫使国际社会不断支持推动中国走向开放，我相信，民主中国就能像以色列那样以小博大、以寡敌众，最终在专制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2009年6月2日于纽约

（2009年6月4日下午在华盛顿特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联络委员会”内部会议上的预定发言，6月24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