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乐观 “三个中国”与胡温的治理困境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

关心海内外舆论的人，当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主流舆论对胡温的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负面，从几年前的热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的失望。

但如果将视线投向国内的基层民间，或许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城市到乡村，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大多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历年来最好的，现在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期。在城市，提高了低保标准，扩大了社保覆盖面；在农村，减免了多项税收，医疗保险也开始起到解除最大后顾之忧的作用……等等等等。这种评价，不是来源于官方媒体的灌输与宣传，而是发自基层百姓的切身生活感受——如果只是源于宣传，那么这种宣传从来就未曾间断过，导致的民众认知应该是“一直就很好”，而不会是厚此薄彼。

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处境、不同的利益立场，导致了对同一社会变化的不同判断。更进一步的分析可发现，经历了这30年由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一分为三，“三个中国”呈金字塔结构排布。排在塔尖的一小撮，是围绕着党政实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中间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约包括没进入特殊利益集团的中小企业主，手中无实权的一般公务员，非垄断企业的白领，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数最多的塔基部分，是城乡基层低收入民众，大约包括全部的农民及农民工，城市失业人员及非垄断企业的蓝领。

由于面对社会分化后官民、贫富冲突加剧的严峻现实，胡温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和谐”只是抽象的表达，它在现阶段的具体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缓解相对利益受损最严重这部分人的不满，使他们不致因对生活的绝望而走向极端，以免“和谐”成为不可能。这就要求，胡温必须在政策上对处于金字塔基层的这部分人倾斜，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正因为此。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调整政策的实施，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持。在蛋糕大小固定的情况下，只能改变分饼的结构，让“第一、二中国”向“第三中国”输血。

现实情况却是，特殊利益集团虽然攫取和垄断了最多的利益资源，他们既是民众不满的最大焦点，也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块头太大、势力根深蒂固、根子就在权力体系内部，所以胡温也搬它不动，只能让它呆在那儿，形似敲打，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二者各守其界，相安无事。

于是出血的只能是中产阶级，这是近年来中产阶级普遍感觉处境趋于艰难的原因。应该相信，胡温也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此次金融风暴后的税收调整，最能说明这种无奈：明明是急于启动内需，却刀刀插向中产阶级的软肋。

此时此情，关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基本问题，胡温的问答是“拉两头，压中间”（不妨比较此前的朱容基。朱的个性与主动性是如此突出，以致人们无法把江、朱混为一谈。朱的策略与胡温正相反，他设想的是“压两头，扩中间”。但显然，他对上方的压制并不成功，轰轰烈烈的反腐势头却无疾而终。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不能将主要责任归之于朱。正如薄熙来在辽宁时注定无所作为一样，二把手的处境总是尴尬的，何况朱还受到更多制肘。结果是，“改革代价”最终主要由下层单方面来承受。我认为，社会的这种阵痛也可以视作是历史的一个必经过程，只是此过程中社保的步子迈得太慢，动作太小）。很自然，他们收获的也是上层的认可，下层的拥戴及中层的反感。当然这只是社会大的脉络方面，具体到部分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那些仍然遭遇了强拆、强征的市民和农民，可能对政府只有愤怒，没有拥戴；那些正处于政策扶植行业，或因其他具体政策而受惠的中产阶级，心中也满意大于反感；那些恰恰被“反腐”刀锋扫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更会满怀不平：众所周知，反腐在现阶段主要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反腐部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暴力机构，和红军时期的肃反机构、延安时期的整风机构、文革时期的专案组，颇可类比。自从邓小平变党内游戏规则“恐之以暴力”为“诱之以利益”以来，上级对下级就开始产生“权威不足”的新问题。以邓的个人威望，这当然不成其为问题，但继任者就头痛了，经常会发现“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的人各奔其利，以自我利益为行为准则；虽然一再强调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结果往往是阳奉阴违。正因如此，高悬反腐利剑就很有必要，可以使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有所恐惧，知所凛从，从而维护权威。这是近年来纪委不断扩权，职权渐有向锦衣卫看齐的大势之所在。

按理说，纵然基层利益在现阶段得到一些补偿，但其相对所得与现阶段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仍不可比。这种补偿仅可使他们免于陷入生存困境，却不足以让其上升为中产阶级。但人心就是如此，视所得为当然，总是站在已得的基础上来衡量变化：昨日之得虽有政策的因素，但已经成为我的，你今天要拿去哪怕是十分之一，就必生怨愤。虽然以人数论，上下两层相加远多于中间；按资源论，全部中产阶级也未必比得上特殊利益集团。但中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由于囊括了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掌握着社会风评。垄断了媒体话语权，他们就是所谓的“主流社会”。他们的视角，就是媒体的视角。正如古代史书其实是帝王将相史一样，所谓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所谓舆论，其实主要是从中产阶级的视角出发，展现其所关心、所思、所忧及所好。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舆论”框架内的胡温，自然形象越来越矮小。周立波“笑侃”节目的走红，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几百元一张的门票，进来的怎么也不会是低收入人士。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间阶级的这种反感，在现阶段并不能给胡温制造多大麻烦。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而这种转型，离不开中产阶级，他们是转型最可依赖的力量。胡温只要还想在其位时真正有所建树，而不只是“维持”住了就准备交班，他们就必须面对如何协调“倾向下层以保持稳定”这一短期目标，与“扩大中产阶级以促进转型”这一中长期目标的挑战。能否战胜挑战，出路也简单，就看他们有没有能力撬动特殊利益集团，压缩其利益空间。

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关键是胡温在现行体制下找不到足以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可依靠力量，他们自己都身在包围中，被绑住手脚。如果发动中下层力量，又可能面临不测之险。这种体制的困境像木桶，桶不变则容量大小不变；如果要换大桶，就必须打开小桶，可能导致存水流尽。稳妥的做法是：先将小桶装入大桶，再将小桶打开，使水注入大桶——这将是个漫长过程，即以社会基础的变化，带动上层建筑水到渠成的改变。这不是执政者单方面可决定的，他能做的，也不过是引导和促使某种有利于转型的力量消长变化。

于是问题又回到原点：在撬不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要维护稳定只能从中产阶级抽血，从而使力量的消长不利于转型；如果从转型需要出发，保护和扩大中产阶级，则基层的困境难以缓解，稳定难以维持。

谁能解此死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