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比利时网友杨明来稿:
在西欧是可以听到国内广播电台的定时定向新闻广播的。例如在布鲁塞尔晚上十九点三十分和早上九点钟就可以听到大约二个小时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
今年十月二日早晨,我照例打开收音机,听完新闻,就是介绍一位当年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有机会和人民大会堂中开会的周恩来李先念等人见面,要求去云贵边陲上山下乡的事情,但是在介绍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一事时女播音员却奇怪地说当时华剑锋,叶剑英云云。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如此重要的事件,如此重要的人名如华国锋者,却被播音员念错。一般说来,第二天早晨的播音是头一天晚上播音的重复,那就是说十月一日晚上就播送出错误发音,第二天依然没有被觉察,不管是编导编辑,还是播音员以及控制播放的控制系统负责人都没有适当改正这一错误。
人们在念稿或广播员在播音都可能念错字,说错话。但是一个人基本不会说错或念错自己的名字,或者也可以说人们不会念错说错熟悉的事情。但像把华国锋错念华剑锋,或许是因为字幕和稿子已被误打为错字,但至少可以推断播音员不是那个年代出生长大的人,而有可能是所谓八0后出生长大的年轻人。甚至七十年代以后出生长大的人对粉碎四人帮前后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已经不清不楚,不熟不悉。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回顾触及那段历史,报纸杂志和书籍谈及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历史也越来越少,当然也没有展示现代史的博物馆,更没有像样的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博物馆,而一个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民族才可能是充满智慧的伟大民族,所谓前事不忘,后者之师。又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播音员的职业要求是知识广博,字精句通。但是个人和集体甚至一个民族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历史正在被淡忘,人们对痛苦的过去变得回避和健忘。媒体的功能自然有广告效应。在信息爆炸的年代,通过网络、电视、电台,书报杂志提高的信息资料可以说目不暇接,全世界各地每天发生的事情很多,历史上的今天又何偿不是发此。西方人当然有很多民众不熟悉东方历史和今天发生的事情,东方人中国人更说不清西方和古代西方发生的事情。一个广播学院毕业,又工作若干年的七十后,八十后还有九十后对中国现代史不甚了解也成了正常现象,以至于连华国锋都会念为华剑锋。
华国锋当然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所谓厚重少文是也。当时被国外评论为稳健派,也就是既非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样的激进左派,也不是被视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时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那一类人物。但是江青一伙膨胀的政治野心驱使他们要达到最终抢班夺权,实现获取控制中国最高权力的野心。江青一伙的目标瞄准了华国锋,使他危在旦夕,不得不和叶剑英等人联手一举粉碎四人帮,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华国锋的错误在于二个“凡是”,也就是所谓毛泽东说过的一句都不能改变,并且还要继续批邓和批右倾翻案风,阻碍邓小平复出,华国锋最终成为一个曾一度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过渡性人物,很快在中国政坛失势消失,后来过着退休生活。这些事情不过是三十三年前的事情,今天的很多中国青少年大概已经不清楚了,播音员也轻而易举地念错。如果再问问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来龙去脉,就更不清楚了。
过去,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可以被人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于是也就不断有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历史的情况,如果再掺杂意识形态或字数力量的影响,历史就会变得混浊不清,是非难辨。
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对历史采取的是负责态度,敢于直面过去,那怕是惨痛的过去,这样才会避免历史被逐渐淡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