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来稿:哥本哈根大会成败关键在此

    万维网友寒竹来稿：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已在本周进入实质性的核心讨论和文件的签署阶段。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有192个国家参加的气候

峰会究竟能不能产生出一份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由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相当多的人对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感到悲观。从总体上看，会议分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而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和欧盟的立场各不相同，在发展中国中又有由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的“基础四国”和以图瓦卢为代表的39小岛国联盟的不同利益集团，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加77国集团。在基于不同利益的众说纷纭中，大会要想形成一份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必须要能够找到一个世界各国利益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主要是指是发达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实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大会找不到发达国家承担自己责任的合适程度，这次大会最终会流为没有实质性结果的空谈。

    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恶化中应负的责任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问题，这一点任何人都很难否认。从纵向的人类发展历史看，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恶化负有主要责任。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从横向的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几乎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的4倍，而且发达国家相当比例的排放是奢侈性的“锦上添花”，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却是维系生存的必需。从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降低过程看，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生产碳排量的先进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不是不想搞低碳工业，而是缺乏资金或技术。 关于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恶化中应负的主要责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早就确认了这一点。这一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本月11日发布的文本草案中的“双轨制”再次确认了发达国家的主要责任。但是，确认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恶化问题上的主要责任是一回事，确定发达国家在特定时期多大程度上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个是非公平问题，后者是一个现实利益的博弈问题。

    世界各国要想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中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必须要对联合国的性质和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联合国作为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它必须依赖大国才能生存和工作。这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力较量的现实问题。美国在一战后曾首次提出建立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倡导成立象国联这样的机构来解决世界各国的利益冲突，但是美国国会却拒绝批准威尔逊政府参加国联。结果没有美国参加的国联在国际上起的作用非常之小，当日本和意大利这样的强国拒绝执行国联的决议时，国联最终解体。由于大国不合作导致国联解体的教训，二战后的战胜国在建立联合国的时候，在国际安全这个最重要的事务中确立了有失公平的由大国主导的安理会制度。这是联合国能够持续工作半个多世纪的原因之一。假设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退出联合国，尽管这个国际组织还有一百八十多个成员国，但缺乏五大国的联合国基本上等于名存实亡。大国在当今世界的国际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同样的原因，由于美国拒绝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而退出《京都协议》，从而使得这份遏制气候恶化的国际文件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生效。道理很好理解。如果一份试图控制全球碳排放量的国际协议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参加，这个国际协议怎么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全球的的碳排放量呢？如果签约的其它国家看到美国这个最大的排放国“逍遥法外”地不负责任，怎么可能认真地控制自己的排放量呢？这就是《京都协议》问世十多年，但却无法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一次的哥本哈根大会要想产生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必须要有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签署才有可能性。离开了大国的参与和配和，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只能是一场热闹的讨论会。这不是放弃了是非和公平，而是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现实道路。

    经过了美国在京都会议的教训，发达国家不可能轻易签署超出国内社会接受度的国际文件。美国代表团在1997年的京都会议中曾经签署过《京都协议》。但从柯灵顿政府到布什政府，从来就没有把这份文件交到参议院批准，因为这两届政府都知道，美国国会根本不可能批准这份文件。由于这个原因，布什政府后来干脆宣布退出《京都协议》。鉴于在京都协议书上的反复，这一次奥巴马政府不可能轻易签署国会不可能通过的国际文件，这是参加这次大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清醒意识到的。事实上，对于奥巴马政府在哥本哈根的谈判，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已经发出了警告。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森斯布伦纳说：“当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1997年在京都做出那些承诺时，美国已经失去了太多信用，他知道那些承诺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我希望奥巴马总统不要重复戈尔的错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美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让步底线不会离国会期待的底线太远。

    由于上述的原因，这一次根本哈根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脚踏实地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为了使这次大会取得最大的成果，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联合国会议这个讲台，尽可能地揭示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恶化问题上所负的主要责任，尽可能通过国际舆论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了解到他们的国家，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气候恶化的主要推手，从而让西方社会最大可能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发展中国也应该同时意识到，控制全球气候恶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通过一次全球会议就能完全公平地解决人类工业化累积起来的气候问题是不可能的。如何在遏制气候恶化过程中找到各国利益的平衡点，让各国的承担的代价不超出本国社会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如何把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纳入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是这次会议在最后几天的关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脚踏实地的一小步往往要比无法落地的一大步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