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晓谷来稿：信任危机困扰中国未来

    万维网友童晓谷来稿：三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与影响、意义与进程、远远超出了设计者与参与者的预期和设想，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大变革。

    在分析改革原因和动力的时候，应该指出的是，三十多年前中国各阶层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意，不

满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才是改革的真正原因和动力，而并不是那些要把国家变成现代化强国之类的口号。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坚定果断地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同样，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改革路线与政策显示了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拥护。于是，政府与民众互相信任、上下一致，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挫折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了中国经济有目共睹的辉煌与奇迹。

信任危机困扰改革

    然而，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信任危机也在改变着民众对继续改革的预期与信心。政府与企业之间；国有垄断企业与民营及中小企业之间；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使得深化改革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社会对政府信任的下降，民众对政府主导的各种改革及其结果不断提出质疑，使三十年前上下一致坚定改革的社会基础面临逐步丧失的危险，这对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后，六十年过去了，很少有人会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可是，人们会根据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与思考执政者的地位与能力。改革本来应该给大多数普通民众带来更多的利益与希望，而现实却不是这样。

    比如，房地产改革的政策使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各种“地王”和“房产大鳄”领銜主演，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掠夺了几乎所有的购房者。低收入者无力买房，买到房的人和买不到房的人仍然担忧不减。

    还比如，教育改革使“应试教育”越演越烈，教育资源的占有与教育机会的分配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差距越来越大，权钱阶层占尽先机。

    再比如，资本市场改革使融资圈钱与内幕交易更加疯狂，听由庄家任意拉高或打压股市，管理层要么无计可施，要么无动于衷。由于政府信用的缺失与滥用、政策失误和个别重要高官言论的误导，中国经济在增长幅度幅度最大、基本面最好的情况下，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2008年竟然暴跌75%，跌幅为世界主要股市之最。过山车般的惊险一幕，使24万亿的市值灰飞烟灭，几千万个交易帐户中人数上亿的中小投资者欲哭无泪，至今难有合理的解释。

    再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权为民所用”的几百万公务员群体自二00八年一月起不声不响地大幅加薪，而同样靠国家财政供养的几千万其他工薪阶层收入普遍偏低的状况却难以改善。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口号喊了多年，而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然还在下降。1992—2007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69.2%下降至57%。与GDP相比，2008年国民消费率仅为35%，为三十年来最低。不是国民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能力。而“被就业”“被增长”的数据，也使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挑战。

    本来，利益多元化会使社会不同阶层对改革产生不同的理解与寄托，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改革不同阶段的进程中，掌握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地利益集团总是处于改革的优势，最终成为各式各样改革的受益者。面对这样的改革结果，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何在？

官员素质加剧信任危机

    政府能否得到民众的充分信任，除了其执政宗旨和所实行的路线以及政策等因素以外，还取决于各级大大小小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表现。中国现行的用人体制和政策导向，为各类政府机构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从家门到学校门、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官员”。由于阅历简单，许多人不懂下情，不懂社会，不懂民间疾苦，热衷于在机关的高楼大院里闭门造车；在文山会海、迎来送往、酒宴庆典中大显身手。

    历史变革时期提出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在变幻莫测的官场博弈中已经逐步演变为“关系化、低龄化、学历化、高官世袭化”的潜规则“四化”。每年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的精彩奇观，说明做官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体面的职业。“劳动无贵贱只分，公务员与农民工只是分工的不同”，这样的道理可以说服人吗？

    审视一下中国的官员群体就会发现，当下官员阶层的成员构成、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社交范围、行为规则、言语表达与社会其它阶层差别巨大。在原因复杂、形式多样的各种群体事件中，很难得到民众与媒体的信任与接受、理解与亲近。“正龙拍虎”、“俯卧撑”、“欺世码”、“躲猫猫”一类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雷人雷语”，很难让人对官员群体产生美好的联想。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塑造角色。在官场酱缸文化的浸泡下，想做好官都难。想做好官需要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必然苦不堪言。而庸官、昏官、贪官常常是在五花八门的“公务活动”中名正言顺地追名逐利，乐在其中。在许多冷漠圆滑的职业官痞眼里，敬业精神和职业水准并不重要，保住官位和谋求更高的官位；互相提携、互利互惠以寻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终身职业活动的主要追求。

    政府需要人来代表。官员的素质决定了政府的信用与质量。中国的官员群体已经不是中国优秀人物的标志。这样的结论也许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不改革吏制，中国还有希望吗？对此，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的确，在后危机时代，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生保障等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只有及时化解形式多样的社会信任危机，改革才有新的动力，才有生命力，才能为人民所拥护。（作者单位：云南省国际贸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