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五年规划不能不变

    在古代，政治离老百姓是遥远的，普通人只能被动接受。由于官方只需自说自话，所以从话语到运作，虚的东西很多。什么“君权神授”，什么“爱民如子”，都是一些含糊的、难以界定和验证的东西，却没有人能站出来要求其解释清楚。近代以来，随着民权渐强，虚的东西越来越少，直至出现现代责任政府，政治（政府行为）遂基本成为民众可以度量和评判的实在的东西。

    责任政府在理论上要求行政权必须对民众负责，在实践上政府往往会提出任职期间的目标和规划，作为对民众的承诺。正因如此，这种目标和规划，应该是易于把握、可以验证的。政府据以操作，践行其责任；民众据以监督，验证政府的言行。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每届政府的目标和规划，在起止时间上应该与政府的任期一致，如此才能构成政府的责任，籍以约束和监督政府。如果目标规划的终止时间竟长于政府的任期，那么，对本届政府就构不成约束力。责任既早已从时间中逸出，政府行为实际上已不受约束，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责任政府。

    可惜，这正是中国政府的现状。5年一个的计划或规划，从建国后不久即开始构划，其间略有中断，至今已满11期。每一个计划的起止时间，基本上是按自然顺序一个接着一个，不考虑政府的任期。由于早期的政府领导人并不存在任期的限制，当时这样做确实没有问题。但在政府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已经严格的今天，这种“五年规划”与政府领导人任期错开几年的安排，即成为一种严重的弊端——本届领导人如何约束下届领导人完成本届制订的目标和规划，难道要扶上马再送一程？

    无疑，每届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而任期就那么几年，如果前几年必须按照前任的思路操作，那么实际上他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事了。众所周知，除非前任实行垂帘，否则这是不可能的。规划时间超过任期的逻辑结果，就是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徒托空言，而本届政府则可以因此脱责，民众却无从监督和评判。甚至，这种做法还可能遗祸下任，乃至下下任，从而出现基层上报统计数据时的情况——为了给前任圆谎，下任不得不撒更多的谎，以至于泡沫和窟窿都越积越多，越来越大，终至不可收拾。

    所以，要使规划真正成为政府的努力目标和行为指南，要让民众也能够搞清楚政府做了些什么、还没做什么，让他们有一个给自己领导人打分的客观依据；要让政府不说做到责任政府，至少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政府设计的目标规划就必须与自己的任期相一致。由于每届领导人在换届前实际上早已定好，从来都没有出过什么意外，所以事先准备好规划并不难。如果说换届之事还定得不那么牢靠，还需要多多努力，期间没心思搞什么规划，那么不妨给出1年的时间：上任后第一年搞规划，不必限定5年、10年，任期还有多长就规划几年，只是千万别规划到下任的任期内——不能像“十二五”那样，大部分的规划都在别人的时间内。

    不仅“五年规划”如此，其他计划纲要也应如此。例如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竟然提出10年内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本届政府加上连任，当时也只剩下8年时间，这个10年是怎么估算出来的？本届政府怎么保证，自己8年完不成的任务，下届2年就能完成？如果法治政府8年建不成，再加2年难道就行了，而且这2年还是在新旧交替的多事之秋？

    所以，真正务实而非务虚的规划，就不能把目标设置在自己的任期之外。也不要说什么何时能达成理想目标，这样长远的心思谁也操不准；可以仰望，不宜规划。规划只能管自己任内的事，例如8年内法治政府应该进展到何种程度，可以做到那些，还做不到那些，如此等等。这才是干实事、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政府，才能不断走向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