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步步为营 唱红打黑里有大讲究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唱红”是薄熙来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也是令许多人感觉不可思议之处。

从薄熙来个人的经历、环境判断，他没理由很留恋毛时代的东西，至少不会像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虔诚与推崇。更大可能是，“唱红”只是薄借用的一个手段，通过这种借用，他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是树立和推广一种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阕如，正是当下中国许多弊端的根源，也是弊病难改的症结之所在，对这一点各方应无疑义。当代中国亟须建立一种主流价值体系，薄看到了这点。但是，作为一方诸侯，他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建一套体系，于是只能在官方的武库内翻箱倒柜寻找。在官方认可的各种话语之中，除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外，还有何种话语具有价值指导的意义？邓是实用主义者，对价值问题含而不露、存而不论；江萧规曹随；胡略有调整，但根基还是扎在邓、毛之中。所以，既要弘扬某种主流价值，又必须顾忌官方语境，薄其实别无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薄弘扬主流价值的方式很有特色，即所谓“唱读讲传”。也就是由官方提供价值内容，通过官方渠道全力传播，借以影响公众。这其中，没有对其他观点、说法进行针对性限制，只是“我说我的”，从内容和渠道两方面尽力放大自己的声音；同时，你也可说你的，“唱红”并没有要求禁绝不同声音。

    反观现在全国多地展开的所谓“反三俗”，则是自己提不出一套堪作“主流”的东西，只知道限制别人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两种做法，高下自现。

    作为政治合法性建构和社会主流价值建构的一部分，政府不可能不提倡一种东西。在政府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尤其如此。重要的是，这种弘扬，不能禁绝其他表达。你可以利用优势放大自己的声音，但要让其他声音也有起码的表达途径。这是在现代社会维持思想文化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以促使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真理不是由声音的大小决定的，因此，不怕官方声音大，就怕它自己既说不出什么，又不许别人说。那样的社会，就只是一潭死水。

    其二，“唱红”是欲有所作为者的护身符。中国是个讲究循规蹈矩的国家，官场尤其如此。升官的终南捷径，就是只搞关系不做事。做事必得罪人，必触动既有的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必引来非议，遭致反弹。在中国，凡真心诚意想做点事的官员，大多没有好结果，而且往往被半途拉下马来，要做的事不了了之。这方面，吕日周、潘岳都是例证，官场对这些“麻烦制造者”的反应，效率很高，至少比对待腐败分子的反应要快得多。

    薄熙来在重庆闹出的动静，比吕、潘大多了，为什么他没有被官场的潜规则逼下台？究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关键，还是他早在“有所为”之前，就通过“唱红”给自己此后的所作所为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仍是中共正统合法性的根基所在。立足在这个根基上，从这个方向上阐述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只要不直接反对“当今”，就谁都不好拿你怎么办，否则可能遭致整个执政集团意识形态力量的反弹。

    正因为薄步步为营，成算在先，所以尽管他在重庆折腾出惊涛骇浪，使许多人心存不满，却一时拿他无可奈何。在此敏感时刻，谁也不敢公开站在薄手握那面大旗的对立面，以免授人以柄。反之，中央大员还要一个个接连南下，表面为薄站台，实际上是想沾一沾那面虎旗的仙气——这就是政治智慧呵。

    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智慧，却招致民间一些人，尤其是自由派的批评。他们自以为最尖锐的讽刺是：薄熙来一方面要求重庆的大学生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儿子出国留学——这些人似乎忘了（或者是不知道？），他们最崇敬的西方政治家，一直是这么干的。例如，那些把人权、自由、平等喊得震天响的美国创国者们，大都是奴隶主，像华盛顿；林肯在人前一副悲天悯人、博爱无边的样子，史料却证明，美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南北战争，就是这个人蓄意挑起的。这两个应该是自由派愤青们最推崇的政治人物了吧？不然还有谁？

    所以，不能用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评判政治人物时，不用猜他在想什么，只须看他在做什么；不必纠缠他的私生活怎样，主要看他在公职范围内怎样。

    自由派批评较多的，还有重庆的法治，认为在“打黑”过程中，程序有瑕疵——这都是些脑袋被门挤扁后说出的屁话。重庆当然是人治，但全中国哪儿不是人治？中国的人治不是从重庆“打黑”开始的。同样是人治，不同的是，重庆的人治相对来说是“良治”，打的是黑恶贪；而其他很多地方是“恶治”，权钱勾结，法黑合流。

    在法治明显一时半会还搞不起来的情况下，如果连“好的人治”都不要，惟有陷入“恶治”或“无治”，即强势者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失序状态。

    在价值上，我也认同民主，但我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关键指标是人均收入）。强行为之，结果不是崩盘，就是走向亚非拉那些“坏的民主”。

    既然“好的民主”还遥不可及，那么我支持“好的威权”；既然“好的法治”遥不可及，所以我赞成“好的人治”，只不过还要加上舆论监督，让民意有表达的途径。这才是今日中国有可能实现的“次优”，这也是我赞扬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原因——他的做法，符合了现实主义者的期待。

    对民间，尤其是媒体对民主、法治与言论自由的鼓吹、推动，只要不说得极端、过分，我都赞成、支持。我反对的，是那些“只有，才”之类的极端说法，是对待复杂社会问题只使用简单的“唯一”尺度；蔑视的，是一些人对其他选择的先天性拒斥，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封闭了选择的多样性。

    其实，从薄这条路走下去，前方未必就不是民主、法治。现实主义的选择是：既然前路难行，绕一个弯，迂回而进，反而可能更快达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