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异议者们苦涩的争执--也说魏京生

魏京生否定刘晓波获奖，一如当年王希哲对他的攻击。

一九八九年五月，刘晓波在一篇评论胡耀邦死亡的文章中提到了魏京生。在他眼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胡耀邦的热情和对魏京生的冷漠，恰是他们的虚伪与奴性的象征。对胡的潮水般的哀悼，充斥着臣仆们对于一个明君的渴望。相反的，在牢中已关押了十年、「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者、为民主、人权、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的魏京生，却少有人关切。

这一前一后的呼应，像是历史的一次轮回。二十年中，中国的形象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又再度摆回来。天安门改变了邓小平所缔造的中国形象，这个拋弃卡尔．马克思、拥抱亚当．斯密、用经济发展取代暴力专政的新中国形象。比起苏联帝国，这个中国亲切、富有希望，迟早变得和西方一样。广场的鲜血冲刷了这玫瑰色的图景，中国原来还是那个中国，倘若政权感到自己的垄断权力受损，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残酷的暴力。

这个「暴政中国」的形象又缓慢地被遗忘了，它用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征服了世界。又一个新的期待升起了，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技术革命、全球化，必定会改变中国。它会融入既有的世界秩序。世界再一次发现并非如此。刘晓波的十一年徒刑、诺贝尔和平奖所招致的中国宣传机器的诽谤，比任何例证都有效的说明了这个政权的本质。

也在此刻，魏京生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在为意大利的《自由纪事》所写的文章里，他攻击了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与刘晓波本人。「如果一个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人，在监狱中向专制低头、忏悔，我们可以原谅他，体谅他的艰难。但决不会拿他来做榜样教育年轻人，教育下一代。如果这个人不仅仅低头忏悔，而且还在专制政府官方的官方电视台上帮助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说没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我们已经很难原谅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刽子手们的帮凶……如果他在释放之后，不承受监狱中的压力之后，仍然用比共产党刽子手们还要恶毒的语言诋毁那场运动，说那是一场由谎言而起、欺骗人民的运动。那么，这个人的道德信用应该说是完全破产的」。在用了三个「如果」之后，他不仅否定了刘晓波的获奖资格，甚至还把他推到了道德底线之下。

这真是意外而心酸的时刻。这篇文字也令人想起另一个时刻。十多年前，当魏京生来到华盛顿时，一位更早来到美国的异议者王希哲，在公开场合高声叫骂他。他的愤怒与不满来自于这个现实，为何魏京生获取了所有人的关注，被视作英雄，而他这个更早开始反抗共产党体制的人，却得到的这么少。个人的野心、嫉妒和民主、人权这些美好的概念就这样搅拌在一起。

它或许也再度响应了悲观者们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态度：这些异议者彼此间争执不休，他们都是极权体制的产物，他们的语言、行为都是这套体制的延续，你怎能相信他们能缔造一个新中国。但这种嘲讽式的蔑视，却经常遗漏了对这些异议者们恐怖经历的足�酵�情。

持自由立场的人经常感慨未能产生索尔仁尼琴、曼德拉式的巨人，但倘若你了解中国的思想改造方式、监狱中的非人待遇，你一定会多少理解异议者们为何经常滑向极端。他们的伤口比人们想象的更深，而他们又经常缺乏自我治愈的精神资源。他们像是笼中的困兽，充满了抗争的欲望，却也杂乱无章。当他们身处国内时，政权压制了表达与结社的自由，除去自杀式的吶喊，他们没有机会演练自己所持有的理念。当他们获得自由时，却又被斩断了和中国的联系，他们成了无根的人。

但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魏京生、刘晓波﹑王希哲，还有更多的没那么知名的异议者，他们不是那个美丽的童话，都蕴涵着各自的缺陷与悲剧。相互争吵与指责，都是漫长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没有明确的方向，不一定导向我们期望的结果。倘若我们真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理解这些缺陷、复杂性，是所有建设的前提。但它丝毫不该影响我们对于这些英雄个人的赞誉，不管是魏京生、刘晓波，或是其它人。至少在那一刻，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