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

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自焚。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