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歧路的重庆模式与薄熙来

“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让人们开始审视曾经的重庆模式。这一最早由重庆经济发展经验被标签化产生的重庆模式，在披上“运动式”的唱红打黑的政治外衣，涂上浓重的薄熙来个人喜好色彩之后，其中就包含了诸多刻意的“编织”成分。而正是这些附着于重庆模式上非自然因素，让所谓重庆模式的重庆发展经验出现了异变，最终走向了背离中共科学发展共识所在的“歧路”。

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可以看到，重庆在经济、民生领域的作为并非毫无成效，这一点显然是目前外界对于中国内陆唯一一个直辖市发展的共识。然而，究竟是什么让重庆模式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异，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怪胎”？这些都是当前中共执政者应该反思的，同样也是即将走上高位者们需要警醒的。

重庆模式的由来

2009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曾经的增长典范——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滑铁卢。就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内需导向的战略转移。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由于路径依赖等诸多原因，要实现迅速转身，绝非易事。于是，中国开始转向内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山城重庆，这个中国南北、东西的几何中点，就这样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2009年2月5日，中国国务院对外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把重庆定位为未来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等。

国务院3号文件公布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而不知道底在何处之时。而当时的重庆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2008年的GDP达到14%，高出全国近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重庆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锐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

几乎就在同时，“重庆模式”的提法开始流传。《亚洲周刊》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中国经济反击金融海啸的新路径”：以内销为主（重庆的内销占工业产值九成），启动内需，融合城乡，超越城乡二元结构之弊，用低税率刺激民间消费，落实家电下乡政策，并大力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通讯业和高科技产业。

“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庆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希望。”该刊主编邱立本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中国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红利，只为西方人的消费而服务；也不是靠城乡二元化的红利，不断剥削民工来赚取巨大利润。中国还是回归自己内部的巨大市场，开发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能量。”而重庆也在随后的发展中借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国有土地和老工业存量资产撬动银行融资，在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和老国有企业改造后，借吸引沿海工业梯度转移和重化工业大量投资，开始实现经济上的起飞。

发展中的异变

如果重庆模式沿着经济主线这条线走下去，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变故。

2008年6月的时候，薄熙来在重庆推动“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此后3年间，重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唱红运动，薄熙来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重庆的红歌一度还唱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2009年6月，重庆拉开“打黑除恶”专项整治的大幕，在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王立军的帮助下，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这场“运动式打黑”发动了3万名警力，逮捕的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人数逾万，以致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满，还把司法局长（也曾任公安局长）送上断头台。

而这些都是薄熙来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尽管有批评断定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为”，但薄却似乎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

当薄熙来以类似毛泽东手势挥手致意时，这种个人的色彩就愈发显得浓艳夺目，分析人士这样说。

于是乎，“唱红打黑”也开始成为重庆模式的一部分，这时，由经济发展经验而来的“重庆模式”，也就此涂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和薄熙来的个人色彩。而这种被附着了“唱红打黑”等各种元素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以薄熙来为主体的，称之为“薄熙来模式”可能更为名副其实。

“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也让人们开始审视发生异变的重庆模式（或者说薄熙来模式）。无论是组织学者开座谈会研讨，通过课题招标招募学者着书立说，还是多次对外宣称中共高层的肯定，甚至招徕中共领导人（包括已退位和仍在位的）亲属进行背书，都可以看出异变的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并非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太多非自然的“编织”成分。

虽然薄熙来不止一次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但在其治下重庆频频召开的有关讨论重庆模式的会议，重庆政府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财力支持。这也被普遍认为是重庆方面在有组织的推重庆模式，而薄熙来也被认为在试图开创一套独特的施政道路。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质疑其中的所谓独特性。有分析甚至认为，除了声势浩大之外，所谓的重庆模式其实没有太多独特的东西，包括打黑除恶、共同富裕，这些都是中央力推，其他地方也在做的事情。如果非要说有其独特之处的话，那么大手笔推动的唱红可谓最为独特，不乏唤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但更多的是对运动式推行的诟病。

性格注定薄成悲情主角

对于在薄熙来主政期间，重庆的发展经验被推到重庆模式的高度。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薄熙来在唱主角，还是拥有3,000万人的重庆在唱主角。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薄熙来绝对是这场大戏中的主角。分析人士指出，身处政治局委员高位，拥有“太子党”身份的薄熙来一直是中共政治生态中异类。从大连到财政部再到重庆，他已经唱惯了主角，而这一切，有其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显然也是薄熙来的性格使然。

现年61岁的薄熙来，出身高干家庭，是标准的“太子党”。

其父亲薄一波曾任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其后历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期间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的薄熙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1982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此后，薄熙来在基层从政近7年后，于1992年主政大连，9年后就任辽宁省省长，3年之后从“封疆大吏”调任“内阁部长”，进入中央出任商务部部长。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当选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30日接任汪洋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在主政大连8年间，薄熙来就以其高调的政治风格，将大连的知名度提升为国际级都市。薄熙来也在此期间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将薄熙来列为中共前景最好的20名官员之一。而薄熙来的强悍作风也引发许多争议。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对大连城市形象的改造费用约百亿人民币，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于扣发公务员工资，被批评为“形象工程”、“搞政绩”。而2004年2月薄熙来甫自辽宁调走，时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就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干部将‘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有人推测此言是针对薄熙来而发。

此后，在商务部部长位置上，薄熙来的似乎有些收敛。但2007年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薄熙来的高调则似乎又上了一个台阶，短短几年中，重庆就因“唱红打黑”等被外界所熟知，但同时也因此饱受质疑。分析人士指出，“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与他成长的经历、出身背景以及从政的经验均有关系，但他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的性格是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关键。

分析人士指出，薄熙来个人的风格“照亮”重庆模式的同时，也使重庆的发展进入“运动式”的轨迹，让重庆的发展有太多他个人色彩。当薄熙来在重庆10万人红歌会会场重庆奥体中心，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挥手方式，向场内外近十万人挥手致意时，这种个人的色彩就愈发显得浓艳夺目，分析人士这样说。(季北群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