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改革 令盛事中国很渺茫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摘要：中国总理温家宝不久前曾发出号召，我们“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3月14日，即将卸任总理温家宝更是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慷慨陈词说“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但对他任总理九年时间以来、胡温执政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进了改革开放30年的“死胡洞”，而温家宝却每每独独高喊、他这一口气可以也无法吐出或吸进去，在他任上这九年，中国改革开放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下来人”，中国“改革开放”走进历史最艰难时期低潮、最最严峻时期。温家宝喊了多年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唿吁，终于清清楚楚地落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对13亿中国人，如果有人真要再问，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正式答案 。

　　不过，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中国政改蓝图付诸实施，人们至今仍未见到执政当局有任何的只言片语，至今行执政9年将过的胡温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所谓的政治改革、甚至还有倒退的明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近年以来不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有意无意地被中国国内舆论所有意忽略。“特色中国”，不可能是全球各国的方向和国家“游戏规则”的一种玩法。

　　(Ⅰ）、

　　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辈出。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然而在中国，这几乎都是打不破的坚冰：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垄断独裁却不能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所谓的“人大”选举制度比共产党的垄断更霸道，没有独立选举人，没有共产党推举之外的任何人士，没有阳光下的选举制度；所谓绝对领导中国国家一切的中共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宣传部、中国组织部等中共部委系，长期都没有任何国家辖下的运行游戏规则，却一直非法领导着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一切。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每年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反应富贫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国民的希望与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系。越南是全球各国第13大人口国家，而中国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国家与人与人的贫富差距却有天地之大，而中国是一个先立党、再立国的一个党治国家。

　　在全球新格局生成的今天，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中国走向了共产党独裁的另一极端，由于革命领袖们的巨大贡献，往往都享有崇高的威权、威望，但由于他们的威望，大都是由革命与反革命而派生的，根源无法与“法制国家”兼容。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以致于无法完成自身角色转换、“占山为王”的国家“合法性”以及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他们大多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此往复循环。致使在这些国家，总是要等到那些传统革命领袖们自然老去，第二代领导人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而类似的教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屡见不鲜、反复无常、反复上演。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运动”也都是类“占山为王”性质的行动，但是这些“暴力革命”成功后，却将国家权力交给了人民“人权”的一人一票的“举手”可否，使国家政权当然“合法化”，而当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则“占山为王”者，就永远当自己就是这个“王”了，而不允许其它人染指，哪怕占全体国民大多数人参与的“六•四”事件也在所不惜。

　　中国独家党，已经成全球独一无二唯一的恐龙，8000多万党员（正好与越南国家总人口数相接近），堪比全球90%以上的国家总人口还要大；其独裁党的财富63年至今，仅党费一项，就几百万亿之巨，早已财富可抵全球80%以上的国家。一个国家这样有这样的政治环境、这样的经济环境、这样的财富集团，还有什么这个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内的公平、公正、阳光化可言可比？还有什么公民“举手”来可以承载这个所谓的国家、而不是这个党？

　　（Ⅱ）、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举国上下所折服，以致于当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之后，越南已经没有了绝对权威。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虽然也很强势，却仍然无法制衡党内的各种势力，这反而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虽然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并直接引发了中越边境战争，但即便如此，在黎笋当政的十年间，越共党内的中间派和改革派，均有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因此，当黎笋于1986年去世之后，继任的温和派领导人长征，很快便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执政，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这一改就没有了回头路。

　　虽然阮文灵后来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和残酷内斗。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国家势力。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缺少强势领袖，反而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

　　更重要的是，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之优劣，对比明显。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的更新发展，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西贡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全国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才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谢。整个越南的国家发展，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和人民的认同。

　　与此同时，大批在越南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游戏规则的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的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由此可见，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要比中国成功得多。

　　（Ⅲ）、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受到全球的瞩目，但中国是一党独政、自己党利益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中国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竟选。而这一职位，在全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如朝鲜、古巴），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也是国家及其领袖优胜劣汰的大自然必然的抉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 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实施了现代国家基本上的党政分离，这是全球法制国家的唯一未来。

　　越南改革开放成功的全球性标志还在于：没出现过王立军薄熙、林彪、“四人帮”般以及十数次“路线斗争”，也没有出现过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六•四”，更没有出现过国家政权真空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等。越南是国家、人民的越南，不是党国；没有富豪，也没有大群的穷人；没有利益集团垄断，没有腐败众生，没有上访，没有抗议浪潮，没有头等维稳的国家大事，尽管这个国家还不算不上什么富裕，但这个国家却大家都站在同一条阳光灿烂、公平公正、正义的起跑线上。

　　而中国的改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是只触动了这个国家政治的零碎皮毛，党的利益60多年来丝纹未动、反而异军突起。从中共中央、到中共政治局常委、到中共政治局委员、到中共中央委员，再到省、区、直辖市的中共建制，县、乡、镇的中共序列各级机构，要不再中国通过国家公开的规则管理之下、还要符合中国国家的什么游戏规则？你这个党领导、管理着这个国家的一切，却不能这个国家的公民来“举手”投一票来“是否”？

　　当前全球的威权、社会主义国家，占全球各国的3%不到，所谓“特色社会主义”更是绝无仅有，社会主义的全部外衣就只剩下极个别的极权者，而国家依附在这个党的身上，将国家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据为己有、独党独有，中国中共中央系的宣传部、组织部等就是这种紊乱国家机制的根源产物。这些囿国民党革命初期一样、苏联武装夺取政权体制而来的执政方式，却没有驾驭全球唯一主流国家——“法制国家”的100年、1000年大计。

　　越南政治经济改个，正是有了义无反顾的前期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独揽，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的根源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各司其职、专业具体明确，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国家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国家的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人类大自然永恒的优胜劣汰机制）。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使国会开始名副其实的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官方或党的意志。而中国却走向了与全球各国空白的更加尖端、背离所有国家的政党垄断之路。

　　通观全球今日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是一代绝对霸权独裁、家族世袭（如朝鲜、古巴）、把国家办成了一家一般，要不就是所谓的人大代表或者国会来代表、党天下（如中国、越南），就不就是官天下，官代表的核集表现，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基本是“花瓶”和门面而没有形成国家的环境，人民是什么？有什么选择权力？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自己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这就是“法治国家”的今昔和未来。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真正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立法不再唯一代表独家党的意志，国家意志高于任何党派的利益才能够立国于100年、1000年……至今的1000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党能取代国家而利于不败之地，吐故纳新永远是人类的活力源泉。230多年从无到有、赫然崛起的美国、财富数百年的英法德等都是历史之呃的不朽之作。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