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真找到苏联倾覆锁匙？（下）

　　万维读者网巩胜利来稿:【核心提示】五千年中华，是一部人治、占山为王的英雄史诗，但现代文明国家已经没有那种人类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了……国家漫长的历史证明：现代文明国家是一个个宪政统领下的文明社会——没有革命，更没有暴力革命，没有人与人的人头落地革命、你死我活来争夺权力，所有公民们由《宪

法》所赋予的“举手”来全力规范、行驶国家权力的运行轨迹。囿是：（一）、建树《宪法》的绝对权威，使之成为中国国家理论与实践最最根本的实体法律；（二）、根源建树、铲除通往苏联覆辙的所有通道；（三）、从根源建树外蒙古溢出另立；（四）、国家《宪法》要当然兼容澳门、香港、台湾，使国家溢出当然有人民和国家法律可实施、执行；（五）、没有国家的敌人——打不败的敌人就是当然的朋友；无法消除的物种，就该有它生存的当然空间和环境；（六）、借鉴五千年中华流长，象转型所有国家、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合法转型，兼容全人类、兼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国家大于一切政党，国家《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大于一切，必须建立《宪法》的执行、维护、裁判的游戏规则；（七）、建立《宪法》大自然一样的维护规则，兼容今日、兼容未来世界的大势所趋。能够赢得国际、国内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环境，赢得新国际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八）、根源根除五千年来中国帝王将相一代代“占山为王”的土壤——人治，中国才可能建树未来，才不至于一朝天子、一代帝王的象苏联、秦帝国那样亡去。只有实施国家《宪法》实体、天体一样正常运转规则，才能够核聚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才有国家文明的未来；（九）、历史上最最强大的苏联70年玩完、秦帝国15年倒掉，都是人类史上最最无法抗拒的灭亡法典——独裁必完，没有未来！

　　近100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蒋介石时代（本身就处在权力巅峰争夺战时期）、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是权力在笼子外的经典历史之作。特别是毛泽东在和平年代——中国前30年：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九十二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彭德怀）落难之死，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极权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泛滥成灾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国家最根源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地死亡，连死尸骨都找不到，政治权力在中国肆意横行、膨胀达到举世巅峰！100多年来中国，就是权力在笼子外、权力泛滥的历史经典之作。镜鉴百年中国历史、镜鉴人类史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极权者的肆无忌惮，就看清了笼子里的权力与权力出笼子的人类灾害与恶果。

　　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65年中国、中国共产党93年至今、100年了新中国”第一次历史契机的这样表述论著这个国家；然而让行使国家、政府权力者生成“不敢”“不能”“不易”腐败的国家“机制”，这也是划时代中国从来没有过、填补中国空白的一代理论与实践建树，也是全球“法治国家”近200年的前无古人。但正是65年来中国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致中国65年来反反复复的成就了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十数次路线斗争、薄王事件等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不再让一直的“路线斗争”、刘少奇彭德怀之死、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在未来中国每每成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除了建树“法制国家”还有什么能是？

　　（Ⅴ）、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人类再来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意义。

　　1）、语境的进步。此用语是中共党首第一次运用现代政治语言，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21世纪的中国政治，必须补课学习“民权”“契约”等现代当代政治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2）、承认了“必要的恶”。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承认了“政府是必要的恶”这一伟大理论。什么东西需要被关进笼子？是野兽。在这种语境下，伟光正的痕迹不见了，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出现了，承认了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是存在矛盾的。

　　3）、否定了集权，承认了分权、每一个公民有了“举手”的权力，才能够在人类社会根源制衡集权。自万恶的秦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采用“集权”思维来实施统治。而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承认了权力有做恶的本能，承认了只有要分权，才能够实施权力需要被制衡。

　　4）、表达出了权力的谦卑，是国家法治，而绝非独党之治。承认了现代政治理论，要求权力必须是谦卑的，必须匍匐在民众之前，接受民众的授权与监督。习近平的“关笼子”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谦卑，但独裁党又让人看到、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党跋扈，党凭什么在国家之上？就因为是“占山为王”？不用公民举你一票！

　　顺便说一下，前两年网上疯传布什动人心魄的“笼子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其实，这个所谓布什演讲是一些中国文人杜撰出来的，美国总统早就被关进笼子了，根本不需要到了布什的时候还出来强调。中国人疯传此演讲，表达出公众的期望。现在，习近平几乎说出了同样的“笼子”思想，可以说完全顺应了公众的呼应。

　　“关笼子”思想，与习近平前些年说的“权为民所赋”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具备现代政治理论的人执掌中共，是中共之幸，也是中国公民之幸。对于习近平的“关笼子”思想，需要进行具体解读才能实施。比如，现在谁被关在笼子里？有这种国家制度吗？以后谁负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会抵抗，不愿意进笼子，那中国又用什么样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

　　尾声： 从2012年11月15日到2013年2月15日，是习近平执党整整100日维新，习近平在这100天内前所未有、发出的声音是：（1）、在12月4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2）、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当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3）、2013年2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讲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新总书记这些系列讲话，带来了自辛亥革命100多年来——共产党93年、中国65年的前无古人的世界震撼：有的一针见血的指明了共产党权力无限的死结；有的击了中国国家《宪法》根源短缺的法律断壁的苏联覆辙；有的说到了中国党政腐败长期泛滥的病根上。习近平正为93年的共产党找到一把“金钥匙”，能打开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倾覆的大门……

　　习近平上任跨越一年多以来，还处在新党魁摸索的一种新鲜新语境、新实践之下，依然没有改变中共92年所至深、存在与苏共构架完全一样的国家顶层构建及法律源头的缺失问题，特别是中国《宪法》长期不是实体法、是长期“零宪法”（中国《宪法》没有公开接纳过一例违宪案件，没有裁判过一例公民申述、没有立案过一例《宪法》案件，是没有任何一个宪法法院执法过的“五零宪法”）状态的国家法律、长期与苏联时代一样完全空置运行，没有任何《宪法》法律的立案、执法、裁判、等等案件实施的程序，也没有超过半数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举手”支持、支撑，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未知数！100天来，国内外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新领导集体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不但态度坚决，而且言出必行，在反腐倡廉方面不但认识清醒，而且怎样敢动真格、但付诸法律、制度的构建才是习近平的根源所在，不然蒋介石、毛泽东、林彪、薄熙来等等依然会后有来者，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共产党毛泽东时代100年来的根源残缺。公元2013年，93年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苏共倾覆的钥匙，但怎样用钥匙去开启苏共消亡、仍然是一个比刹那亡去、更海阔天空、更艰难以无比的庞大系统人类工程。

　　中国至今65年、一直都不承认具有全球超过97%以上人类国家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其根源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人类本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价值观、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等等都可以是分峙、多元化，但你不能“坚决与‘普世价值观’斗争到底”，因为与“普世价值观”为敌，则是与全球超过95%以上、持有这种“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和人类为敌。多元化的“价值观”，也可以各行其路，互不冒犯，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这就是地球人类的“大自然”法则。

　　与70年前苏联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依然树立了波澜壮阔的一个反例，强化了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很有效的担忧。冷战后形成的一个传统政治常识是，自由经济体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对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所坚持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后者认为只要拥有源于政治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机制，就可以确保经济繁荣。在其《国家衰落之谜》(见Why Nations Fail，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著)，两位教授花了不少篇幅探讨中国的成功问题，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增长……只不过是另一种压榨性政治机制下的增长，它不太可能转化成一种经济持续发展、全球各国增长的动力”。上述言论似乎完全无视如下事实：即中国在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这也是之远离了苏联消亡——经济衰亡的主航道，但中国危局埋藏于更深的国家大环境之中，中国依然有可能“文化大革命”再生，依然有“大跃进”、“三反五反”、林彪、薄熙来、王立军、刘少奇之死的独裁环境与决策没有制衡、一种法律的机制，未来10年正是中国能否成功转型的70年之结。

　　“新中国”100年来（自辛亥革命起始）“党国关系”时期（同属国民党的前60年的蒋介石时期和至今中国的65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斗争最最惨烈的矛盾时代，不管是哪一个党“占山为王”，都是这个国家长期生态环境所绝不容忍、与全球人类社会所无法兼容的。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长盛、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建立，有赖于人类“大自然”般的优胜劣汰、有赖于常青树一样的人文环境，更有赖于中国13.7亿人口中大多数公民“举手”的“法治中国”来阳光下运行——这是全球至今100多年来的大势所趋。

　　除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大自然环境等等在全球国家中极端恶劣兀立之外，中国人类生存的大环境——雾霾、水、空气、土地等环境败坏也是中国5000年来的绝无仅有，怎样把影响人类、中国发展、生存的“污染特权”也关进“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