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看山来稿：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炎黄春秋》无疑是个“麻烦”：由一群退休前高官支持的这个刊物，秉持的是一种僵化的政治立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滞在30年前的胡赵时代，认为只有全面效仿西方，中国才有前途；这些人不但利用这个刊物传播这种观念，而且以之重新解读执政党的历史，从而对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形成“解构”，对执政党的现作为构成“否定”。对于这样一本对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具有根本性损害的刊物，整个胡温时期竟然表现得似乎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究其原因，固然有前高官的身份问题，根本还在于胡温本身，是他们缺少基本的政治担当所致。
由于对资源的垄断和倾斜，中国的执政集团集中了全国最大数量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中国从不缺少能干事的能官、能吏，缺的只是干事的环境。只有上面的决策者态度明确、赏罚分明、勇于担当，身在一线的执行者才会勇于任事，其才能才可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上位者畏首畏脚、虎头蛇尾，色厉而内荏，甚至经常让下面办事的人成为自己推卸责任的牺牲品，下面的官员当然就变得明哲保身，遇事能躲则躲、能推则推，敷衍塞责，专打雷不下雨，整个国家就变成无人负责、无人干事了。在这方面，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末崇祯皇帝。这个人为政很勤勉，有心扶大厦于将倾，但就是缺少政治担当，总诿过于臣下。结果想干事、能办事的人都被他清洗干净，留下的只是些尸位素餐之辈，明朝终不免于灭亡。
在这方面，胡温也差相仿佛，典型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封杀《往事并不如烟》一事。《往事并不如烟》是一个老太婆站在遗老、遗少角度，对建国初期历史的一些重新解读。由于在言论尺度上较之官方说法有所突破，于是受到知识界一些总想着“吹皱一池春水”之人的极力追捧，被抬得很高。这样一本书，给当局当然制造了一点麻烦；但麻烦并不大，属可管、可不管之列。当时的中宣部可能是欲表现一番“有所作为”，竟然出人意料地管了，将此书列入禁书之列。具体出面的，就是后来因周永康案而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当时他是中宣部副部长。结果引发知识界轩然大波，海峡对岸也激烈呼应，遥相声援。这样一件事，站在执政者的角度而言，中宣部的做法并没有错，虽然管得有点“过严”，却也可以树立一个标杆，让知识界知所顾忌。但是，面对海内外知识界的汹涌舆论，胡温想的不是坚持立场，保护立场的捍卫者，而是把捍卫者抛出去以平息舆论的不满。这就像两军交战，将士用命，结果等到要议和时，越勇敢冲锋的人却越成为议和的牺牲品，简言之，就是秦桧杀岳飞那一套。李东生被免去中宣部副部长一职，从此成为官场“霉运”的象征，这可能也是逼使他后来彻底倒向周永康的原因之一。这件事树立了新的标杆，从此，宣传部门再也没有人敢于出头管事了，大家都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于是，网络大V、南方系、《炎黄春秋》等具有反体制倾向媒介的声势越来越大。
但习近平就完全不一样，其政治勇气、政治担当海内外有目共睹。上任不久，习就直接表露了要将意识形态和公共舆论都“管起来”的决心。在领导者这样明确的态度下，网络大V首先偃旗息鼓，南方系很快转为“潜伏”，《炎黄春秋》也开始岌岌可危。为什么？言论管理部门的人员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为什么短短一年时间，形势就截然不同了？一些人原来煞有介事地论证“网络时代政府管不了舆论”，为什么这些似乎言之有据的论证，现在突然不灵了？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领导人变了。在一头羊的领导下，狮子也会变成羊；在一头狮子的带领下，羊也会变成狮子。管理部门从来就不缺少能人，缺的只是让能人敢于发挥、愿意发挥的环境。此次《炎黄春秋》被要求在60天内变更主管单位，杜导正对此抱怨说：“这次行动是周密计划的，虽语言平和，不像前几次那么粗暴，但下手狠辣，动作迅猛。名义上是协商，实际上不给你协商时间，前后不到七八天就下达正式文件，变更我们的『婆家』。如果把杂志社比作『女儿』，女儿要自由恋爱，父母却限时把你嫁出去，根本不听女儿的意见......把《炎黄春秋》的受管辖关系转给了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令我们措手不及。”——这样一种揭露式的指责，站在执政者的立场看，却是一种褒奖，是来自对手的勋章。据《亚洲周刊》披露，杜导正与广电出版总局的书记蒋建国通了25分钟电话，以种种理由要求推迟变更，“多给点时间”，但被蒋建国在电话那头“明确拒绝”——什么时候，管理部门的腰杆变得这么硬，连“杜老”亲自出面也丝毫不给面子了？对这些老领导，不是应该毕恭毕敬，唯恐其对自己仕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毫无疑问，管理部门的这种变化，源于最高层的变化。“管住”意识形态与舆论的办法和能力一直就有，能官、能吏也一直就存在，但没有决策者意志的支持，一切都只是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中国的问题，好坏之关键唯在于上层、最高层，而不在中、下层。再不要说什么“上面的政策很好，只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了”——中、下层执行不好，说明上面没有认真贯彻的决心，不愿意为此担当，不愿意为之付出，只是做个姿态，作作秀而已——有一种秀，叫做“政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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