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二律背反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冼岩来稿： 最近，《人民日报》第三次走访了“权威人士”，畅谈当前中国经济。一篇《开局首季问大势》，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应该说，“权威人士”不愧“权威”之称，其相关论述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解读，堪称是迄今为止最明确、最到位的；其行文也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完全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将自己的想法端给大家，让大家了解情况是怎样的，自己打算怎么干。这种做法，既洋溢着强烈自信，更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浓烈责任意识跃然纸上，令人感佩。当然，《大势》一文也并非没有不足。例如其立意甚高，操作起来必定很难，其设想之实现，须建立在对经济运作高标准的要求之上——决策层“取法乎上”，或者早已有了“仅得其中”的思想准备。而“权威人士”屡次现身媒体，或许说明，决策层意图在实践中的变形、走样，已到了须“广而告之，以正视听”的程度。

此外，就立意而言，《大势》一文在逻辑上还隐含一个难以消解的矛盾，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二律背反。现试述如下：

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近30多年里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绩。这种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产能大幅提升，2010年制造业规模已超美国，居世界第一；2，居民收入大幅提升，虽然分化严重，但不可否认，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及工薪水平的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都有了显著提高；3，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使得中国政府有能力从容应对和处理许多新、老问题。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基础，正是有了产能的大幅提升，才有后面的居民收入大幅提升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而产能提升之得以实现，其动力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是对短缺经济的弥补阶段，产能主要满足国内需求；1990年代直至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出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受阻，经济动力转向内求，主要是以投资拉动增长，以满足产能需要。这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的投资，必然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不率先投入，民间资本不会跟进。而中国政府近些年虽然财政增长很快，但它从来就是有多少就能花多少，因此少有结余。所以，拉动经济所需要的巨额投资，仅靠财政是远远不够的，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于是就形成了“地方政府高负债、中央货币严重超发”的局面。经济增长的这种负面性，当时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增长后带动财政增长，然后再予弥补。

但从2008年以后的经济实践看，一个是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另一个是财政增长对高负债和高增发的弥补缓不济急，甚至，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必须进一步多负债和增发货币。显然，这种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新一届执政党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在供给侧不再注重量的增长，而是要求质的精准，要求供给对准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提供“有效供给”。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当下经济精准把脉后得出的对症之方，也是中国经济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再造发展引擎的应变之策。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当下中国经济是极其必要的。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就行为逻辑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反市场的。

中国自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其经济管理、宏观调控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宏观调控与西方始终是很不一样的。这主要体现在：西方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对供需总量的调控，即利用财税和货币手段，通过调节供需总量，影响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而影响经济行为，最终影响经济表现。换言之，在西方，只有政策对总量的调控，没有政策对结构的调控，结构调整是在总量变化的形势下，由市场自发完成的。因为市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否则，还谈何“市场机制”？因此，按照西方的市场逻辑，需求变化了，供给自然会随之变化，不需要人为地“对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但中国不同，其宏观调控从来不只是总量调控，同时还包括结构调整。最显著的，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现在已经到“十三五”了——如果只是调总量，财税和货币政策就足够；之所以需要每年、每五年确立产业发展计划，就是为了调整供给结构，明确什么是应该大力发展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应该弱化甚至淘汰的。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虽然新颖、醒目，但其实是中国一直都在做的事。只不过这一回，中央将之提得更突出，目标更明确，更重要的是手段更犀利。例如，明确提出不惜关闭“僵尸企业”；在“保增长”和“去杠杆”的选项中，明确倾向于“去杠杆”，无惧于后置“保增长”……凡此种种，都是此前的中央难下决心的。毕竟，无论从就业还是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各级政府都不愿意企业倒闭、经济下行。这样，就导致许多结构性问题久拖不决、周而复始。然而，这一届政府的调整决心，几可比拟朱镕基政府改革国企时期。但是，各级政府的顾虑也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所以，这种“不惜关闭企业”、后置“保增长”的主张，在实践中究竟能够做到哪一步，尚有待观察。

由此亦可见，所谓“调结构”、“结构性改革”，与政府的主导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五年计划也好，一年计划也罢，或者是边计划边行动也好，都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即使计划已由指令性变为指导性，但其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仍然是无可置疑的。所谓“将供给对准需求”，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思路。面对质疑，“权威人士”解释说：政府之所以主导“去产能”，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即政府造成的问题，需要由政府出手解决——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难道市场就不会造成结构性问题？难道市场导致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出手？恐怕越是“市场失灵”，越需要政府介入吧？

“权威人士”还说：“那些本身没有行政干预、市场机制发挥较好的领域，就别再去指手画脚了。比如，消费品领域市场化程度高、竞争相对充分，市场能够自动出清，他们去不去产能完全可以依靠市场调节。”——其实，如果市场能够“出清”、能够自动调节，就说明不存在结构性问题；真要被视为结构性存在问题了，就必定是仅靠市场调节不了，需要政府出手才能够解决的。而且，市场对供给结构的自动调节，往往具有时间滞后、代价太大等特性，这些显然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不能承受之重。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政府主导。如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政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工作主要重心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议》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就是资源配置，即哪里应该多配、哪里应该少配。而这种改革、这种配置需要由政府主导。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之提法，已经不合时宜。虽然人们可以辩解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后的经济运行中，不包括改革和调整本身。但如此一来，至少提法应该修正，使之逻辑更加清晰，也更能自洽。因此，不妨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在此目标实现之前，政府还经常要取主导性作用；什么时候市场真正可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完成了，不再需要了。

但是，如果下一回经济再遇到新的问题，或许又需要政府出手。换言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仅仅体现在前后两次改革或调整的间歇期，也即经济“正常运行”的理想状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