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习近平的险境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王睿来稿： 近来的中共最高层政治，呈现一种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罕见的“不合谐”奇观。在习、李公开翻脸、掐架，习、王矛盾若隐若现的情况下，对于习近平的处境，其地位、权力之稳固性，政治观察家们分歧甚大。其实，对这个问题应从两个层面分别而论。在对体制性权力本身的掌控而言，习达到了毛之后从未有人达到过的高度，不但“定于一尊”，与其他常委拉开距离；而且通过多个“小组”，将几项关键性权力直接掌握在手中；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对军队的强力而全面的掌控。从这个角度而言，习的强大有目共睹。但从另一个层面，即从权力行使的基础来看，习面临不少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面临险境。

可能是由于刻意操作，习的政治面目一直有些模糊。虽然有人说对习已经看清，但更有不少人还在琢磨“习是谁？”。但这种左右逢源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没有被针对的危险，反之，习现在的危险系数很高。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却暗流汹涌，一旦被暗礁触发，波浪涌上海面，很可能导致翻船。习的这种风险，源于他从根本上颠覆了邓、江、胡三朝的执政方式。邓、江、胡三朝，都是以利益共享的方式，拉拢各种力量以共同维持局面。不但对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如此，对老百姓也如此。例如，容忍贪腐，令政治精英可享受特权；护航经济发展，使经济精英事业得以做大；装聋作哑不争论，让知识精英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表达空间，并且可部分折现；发展二、三产业扩大就业，使多数人可分享发展成果，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托底机制。只是因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精英、大众的力量悬殊，精英们攫利太多，导致部分百姓利益受损，从而使得局面虽可维持，但底下并不太平；经济虽快速发展，反而积累了怨气。

但习时代则不同。关键在于习上任时，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蛋糕都快没有了，还怎么让大家继续分食？经济方面，虽然寅吃卯粮还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估计也只是如同“温水煮青蛙”般，慢慢熬着等死而已。这种结果，决不是踌躇满志如习近平所能够容忍的。所以，他决心行险一搏，搏一个江山永固、青史留名。为此，就必须改变原来精英联盟、默契分利的执政方式，将目标统一到“保政权”上。于是，习在政治上反腐，整顿官场；经济上容忍低速的“新常态”，以图转变发展方式；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放大正能量，限制“负面信息”之表达。凡此种种，都是在精英联盟的“虎口夺食”，其中积累的怨恨，不问可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维系国家、社会正常运转的各类精英至少在表面上服从自己，不至公开跳出来作对，唯有保持高压态势，让弹簧始终绷紧。

所以，反腐的力度决不能松懈，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也不能听之任之。在保持对精英群体的高压这一点上，习基本做到了，尤其是对于政治精英。但同时，这也使他自己陷入险境，成为众矢之的，被高度孤立，几举世皆敌。这种险境，几可与毛逝世后的江青、十八大前的薄熙来相比——一样的看似拥戴者众，但主要分布在基层大众，却遭到几乎整个精英阶层的疏远与敌视，危险可想而知。幸运的是，习所处位置与江、薄不同，其上既无华、叶，也无胡、温，而是太阿在手，不假于人。从这个角度看，习又更像1976年的毛泽东——孤悬高位，貌似群雄俯首，底下欲伺机而动者却不少。据杜导正回忆，那时候他与韦国清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兵谏”了。

关键在于，与晚年的毛一样，习之道路在执政党高层中获认同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或出于观念，或出于利益，对此从根本上排斥和反对；社会精英的态度，与此类似。要理解习在精英阶层受支持、反对的情况，从利益立场出发的阶级分析是最好的工具——一句“阶级本性”，足以解释一切。习已经严重损害和阻碍了各类精英的利益：反腐、整顿官风损害了政治精英利益，“新常态”损害了经济精英利益（习提出“新常态”的理由是，为了发展可持续，经济必须转型，而转型必有阵痛，他要求大家艰苦奋斗忍一忍，等过了这道坎，经济好转后就不一样了。但资本不会忍，只会跨境流动），收缩意识形态和舆论损害了知识精英利益。这其中，对于政治精英来说，单纯的“保政权”并非其利益所在；他们所要的，是随政权而来的特权与暴利。因此，习阵营对形势的判断不应该抱有幻想，而应该做好“以一人敌一国”的准备。

此时此刻的中国，像陈小鲁这样想“换总书记”、再搞一次“粉碎四人帮”，并愿意为之暗中使劲的人，相信执政党内就有不少，整个精英阶层更多。只是现在习近平军权、警权稳固，这些人无处着力，暂时只能议论议论、走动走动而已。一旦让他们找到缝隙和机会，诉诸行动时很可能就是雷鸣闪电。这也是突然之间李克强的行情看涨，不少人对其寄予厚望的原因（就像1976年时不少人对周恩来寄予希望，总盼着他出来讲点什么一样。但周之为人，越到这种时候越注意“臣节”，不愿留下口实，以至于叶剑英在他病床前守了那么久，也没从他嘴中挖出点什么东西）；透过任志强事件，另一些人则押注王岐山；还有的人两头下注、多头下注，只要能“换一个”就好——这才是一封简陋、拙劣的“习近平辞职公开信”，在官网出现后却惹出偌大风波的背景所在。现在的形势，比之十八大前后，诸多主义“争道”时险恶得多。那时只是“文攻”打打口水仗，现在很可能“武卫”采取实际行动。由此亦可见，习近平对军队动大手术之必须；其以一人背负一国之重，处境的艰难与无奈。

显然，即使“粉碎四人帮”没有发生，波涛没有涌上海面，这种弹簧绷紧的状态也难以持久。如果排除政变这一特殊因素，短期内可能还问题不大，因为现在身在官场的人，大多此前已获利不少，即使从现在开始经济上不再有超额收入，“保护既得利益”也会成为他们表面必须听从习近平驱策的动力；经济精英也如此，除非能够移师海外，否则只能暂且努力适应“新常态”；知识精英单独而言难成气候，掀不了太大风浪，况且他们中大多数人也畏惧失去更多，不会选择公开对抗。但长期而言，习近平必须重新安排自己与各个精英阶层的关系，尽可能使之成为拥护力量而非反对力量。

在权力调整、人事布局全部到位之后，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官僚群体的压制，满足其部分利益，以维持对其的驱动力；而经济精英最好办也最难办，一切取决于经济状况，只要经济能走出低谷，重拾升势，到时候大家都有钱可赚，资本家、企业家即会屁颠屁颠跑过来示好，已经出国的，也会想方设法再回来；只有对知识精英的压制可能要延续直到中国的状况根本好转、执政党真正有自信面对开放性舆论之时，在此之前，执政方最多只会是分化、拉拢其中一小部分，根本的态度还是压制。

由此可见，习近平要走出险境，至少须做到两点：内则保证个人和权力的绝对安全，外则经济上取得突破，重回高增长态势。经济要重回高增长，本来有简单办法，那就是短期刺激，但那是一条“下坡路”，容易走却将留下更多隐患。从官方媒体最近发表的“权威人士论经济”文章看，习近平选择的是难走的“上坡路”：去杠杆、去产能、调结构，希望为中国经济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不留隐患的新路。其结局如何，尚有待观察。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习此举之成败，不仅仅取决于他选择的这条路是否真正能够走得通，更重要的是，在时间上他还需与负面因素、反对力量之积累赛跑——在经济表现好转之前，负面因素和反对力量都将处于增长状态。一边是原地不动地作调整，另一边是在高压之下悄悄萌芽、生长，最终鹿死谁手，殊难预料。

或许是一种思想动员，在当下不认同习近平的精英人士中，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骨子里就是个列宁主义者或毛主义者，而这一切源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以及身上的红色基因。正因如此，他才会表现出今天一些列宁主义的做法以及对毛时代话语的应用与褒扬。

其实，从习近平的个人成长经历看，在他思想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其家庭和个人即受到文革冲击，遭受了巨大不幸。所以，无论习近平，还是薄熙来、刘源，在精神上都不可能真正认同毛时代那套做法。到他们年龄稍大后，家庭和个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重大受益者，他们没有理由不认同改革开放。习近平步入政坛后，先后担任厦门副市长，福州市长、市委书记，浙江省长、省委书记，都是在中国经济最开放、观念最现代化的地区（仅次于广东）任职。凭他所处的位置、所干的事情，无论是接触面还是利益倾向，都足以支撑他在观念上属于官场相对开放的那批人。一个例证是，当习近平还是地方官员时，美国使领馆就注意到这个人，并与他有过接触。从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使领馆向其国务院上报的接触情况及其对习评价看，习那时的表现与今天大不一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与他今天的公开表述大相径庭。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习近平后来思想的改变呢？其实，改变的不是思想，而是位置、处境和要做的事。对于真正合格的政治人物来说，任何思想、观念都只是工具，犹如武库里的十八般兵器，什么时候用得上那件，就用那件，是典型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在使用某兵器时，内心也绝不会是该观念的真实信徒。

那么，习近平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必做之事，而必须选择列宁主义、毛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呢？习上位伊始，就必须解决两个根本性的挑战。一曰集权，二曰反腐、整顿官场。在经历胡锦涛时代的混乱和低效后，不仅是习，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明白，在现行体制下，不集权，干不成任何事——要么彻底放开搞民主（这在今天中国没有可操作性，一旦启动，执政党无异于自杀），要么维持现行体制搞集权；所谓“集体领导”只会是“四不像”，不但两种体制的优势都捞不到，还要承担两种劣势。所以，集权是习上任后首先必须完成的动作。

习上任时，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已积累到历史罕见、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但成为民愤最集中的焦点，且继续蔓延下去确有可能危及政权、亡党亡国。不管是从博取民心、稳固政权，还是从助力集权、完成人事布局、为其他施政铺垫组织基础出发，习都必须大力反腐、整顿官场，并且要取得不同于前任、可令人信服的实效。

无论集权，还是反腐、整顿官场，都要动到目前中国最有能量的那一群人的奶酪，而且是要在根本上剥夺他们利益的源头，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同时，习近平要这样做，自己也必须给出充分理由。换言之，他需要理论的支持。而当习要进行集权和反腐、整顿官场等事项时，除了从列宁主义、毛主义中寻找依据和支撑外，他还能依靠什么以说服党内？自由主义吗？那他还不如一头撞死。其他各种理论资源，不是不能用，就是没有用；不是达不到效果或效果适得其反，就是有可能自取灭亡，包括传统文化、儒家，等等。

所以，为了启动、进行、完成关系到自己一身成败的上述两大要务，习近平别无选择，不得不给自己披上一件列宁主义、毛主义的外套，但这决不意味着习内心就是一个“老左”。当然，身披列宁主义、毛主义的外套，伪装“老左”，而内心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推动宪政民主。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是工具，需要时才会用，必需时什么都可以用。他也有意维持一种可于左右之间灵活转弯的超然性。习近平身边应该就有一帮人，就思想倾向而言，这些人各种倾向的都有。他们会分别为习近平笼络自己那一倾向上的人缘和人心，借以加重自己在习阵营的分量。这也是迄今为止，左右各方都有人对习犹抱期待的原因——他们从自己接触的习之“身边人”所传递的信息看，习分别是他们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