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为什么苏联解体、中国崛起？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冼岩来稿：

一，苏联教训

苏联解体是上世纪末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深刻改变了讫今为止的世界格局。但是，这么大一件彻底改变东西方命运大事的发生，却几乎是兵不血刄，完全符合尼克松事前所预言的“不战而胜”。对此，习近平事后的评论是：苏共“更无一人是男儿”。

这场内部自发的解体，当其发生时之所以阻力出人意料的小，貌似强大的苏联一触即溃，原因就在于此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政权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和拥戴。而苏共合法性的快速流失，则源于其理论基础的特殊性。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套调门很高、承诺很多的理论之上的。这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个层次的历史阶段，就像资本主义社会是比封建主义高一个层级的历史阶段一样。所以，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拥有极大的、悬殊的优势，无论社会公平还是经济发展，其效率都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在马克思的字典中，必然性=科学性，所以，该理论又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这样的好东西，谁又会不喜欢呢？所以，马克思主义很能够吸引人，长于“掌握群众”，强于社会动员，因此，它能够助力多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但是，这种高调门、高承诺，也导致很难兑现，掌权后合法性易于流失。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由于经典理论的承诺，民众都眼巴巴地望着执政党，等着兑现承诺，以实现高度公平、高速发展，就像变魔术一样，改变自己的生活。奇诡的是，虽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列宁主义催生的早产儿，其出现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却大都通过特殊的方式，兑现了经典理论关于制度优越性的承诺：公平方面，通过对精英阶层的剥夺，使后发国家中居于社会低层的大多数人感受到了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必须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重要原因）；经济方面，利用自身的低起点和后发优势，通过计划体制和赶超战略，实现了初期的经济超高速增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初期普遍实行计划经济的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理论在公平与经济等方面的高调许诺，在实践中是难以长期做到的。公有制改造后，公平感、获得感需要新的来源；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近后，低起点、后发优势不再，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也难以持续，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如何“保持制度优越性”的难题。解体前的苏联，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

公平方面，当时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都出现了特权阶层，被视为社会不公的源头。虽然当时苏联的分化程度远低于西方包括美国，但是东西方民众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在西方市场化社会，分化是合理的，无可指责的；而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平等则是不合理的，因为政权事先就承诺了要做到高度的结果公平。所以，特权现象所代表的不公平，导致公众强烈不满，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经济方面也类似。虽然当时苏联的经济遇到困难，但其增速并不比美国低。然而，苏联除起点比西方低外，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其经济长于重工、军工，短于民用轻工，所以，人们享受到的发展成果，并没有数据体现的那么好，表现更不如美国；二是按照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远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其差距应该相当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差距。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仅仅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都是不够的，尚不足以完成自我证明，而应该是高得多才行——这一点，应该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追求经济跃进、赶超的重要原因。现在的情况却是，苏联的经济表现不但没有远远高于西方，反且不如西方，对此苏联民众当然不能接受，从而导致苏共的合法性理论被质疑，频临破产。

上述两点，加之西方在與论方面的推波助澜，导致苏联从实行“公开性”起，其合法性的崩溃即成为必然，只是需要经历一些过程而已。当时唯一的反制手段是：强化对言论和社会的控制，封锁和垄断信息，这也是“正统”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坚持强化管控的原因。可以说，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时候忘记这一点，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这是其合法性基础的脆弱性决定的。但是，单纯依靠强化管制来维持，弹簧将越崩越紧，堤坝越筑越高，总会有堵不住、发生崩盘的一天。

二，中国经验

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后，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不但没有随之土崩瓦解，反而表现优异，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人惊艳。

中国之能够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表现和命运，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当然功不可没。但是，中国之能够避免苏联的解体命运，靠的却不仅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还有四项基本原则、不争论，即通病过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悄悄替换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这种替换，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起，就由暗转明了。现在的中共政权，其合法性已不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即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强国富民的治理绩效上，即所谓政绩合法性。

政绩合法性对民众的承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那么多，但同样是有承诺的，即承诺“好生活”，具体说即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使民众生活不断改善。这样温和的承诺，不足以发动群众夺取政权；但只要能真正兑现，已足以保持政权。换言之，邓小平时代对于当代中国的贡献，除了众所周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外，还有不太为一般民众所认知的另一点，那就是悄悄替换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降低了执政党对民众的承诺——低则易为，可以持久。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绩合法性虽然承诺降低，但要长期兑现也不容易。尤其是此前的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阶段，抑制了许多负面因素，一旦増长降速，一方面民众会产生“失去”的错觉，另一方面一些原来被压抑的负面因素也可能爆发，使社会普遍质疑执政党的政绩，从而动摇其新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在经济下行的前景压力下，现在的习近平正试图为“去意识形态”的政绩合法性添加一层新的意识形态色彩——民族复兴，欲以此抵消政绩可能下降带来的风险。如果中国人能够认同“民族复兴”这一精神目标，那么，他们就可能愿意为之忍受暂时的物质困难，并为此付出艰苦奋斗的努力。这应该是习近平之所想。

这种合法性的重新修筑，显然比由历史必然性到政绩合法性的转变更困难。所以，习近平的工作难度，比其前任大得多。他一上任就提出“中国梦”，立意深远；先提“中国梦”，后提“新常态”，也体现了足够的谋略智慧。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内政、外交、治国、理政，习近平选择的都是高难度、高收益的道路，而拒绝了低难度、低收益的随波逐流。在修宪被公诸于众的今天，按照习的风格，他应该会很快推出一个明显右倾的改革措施——习修宪不是为了改革，但为了修宪后的平衡，他需要推出一项能够得到公认的右方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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