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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薄和习都喜欢搞“倒行逆施”?

www.creaders.net | 2018-03-06 11:15:08  万维读者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上官云石来稿: 连日来,有关中国修宪新闻在国内外发生爆炸性反响,焦点当然是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内容,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习近平可以延续任期,甚至终身任职。

从目前社会反应来看,除了中国国内一些官方控制的媒体在含糊其辞“赞成”“拥护”“修改部分宪法的建议”外,国内外社交和华文媒体基本是骂声一片,认为这是习在搞“复辟”,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中国的政治这些年来就像过山车,跌宕起伏让观者眼花缭乱。薄熙来虽然垮台多年,但似乎其一直就阴魂未散,因为许多国内外政治分析人士,都把习这些年看作“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

这就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薄熙来和习近平都喜欢搞“倒行逆施”?

从薄和习两人的背景来看,那真是太相似了,他们都是“红二代”、年龄相仿、甚至是小时候的玩伴、家庭和个人在“文革”都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又都在父辈的荫护下,在仕途稳扎稳打,步步高升。

当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有机会唱主角的时候,打出一些相同的动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说他们完全一样,那也是观察不细,例如同样是“倒行逆施”,薄可能只想回到毛时代原教旨主义状态,而这次习似乎走远了点——他想回到袁世凯时代。

事实上,在薄的从政经历中,大部分时间还是给外界开明开放的印象。即使到了重庆,做一方“诸侯”,一开始,他也没有“倒行逆施”,相反他使用的理念非常开放,这在万维网一篇影响颇大的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篇网文标题为《薄熙来败在一“念”之差——“文革”五十周年祭》,发布于该网2016年5月16日。虽然读者仍可在网上搜索到这篇文章全文,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拙文,笔者还是实录一部分给大家:

“空降”重庆 大受欢迎

 薄熙来是2007年底派到重庆去的。从网上公布的简历看,他担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到期日是2007年12月。也就是说,他正式到重庆走马上任应该是2008年初。

 而2008年既是中国的大灾年(百年不遇的冰雪天气和汶川大地震),又是举世瞩目的奥运年,全国人民都忙着救灾和准备奥运去了,所以,擅长“政治秀”的薄熙来基本上是“按兵不动”。因为他明白,即使他想做一些“秀”,恐怕也很难吸引国内外的眼球。

贴上薄熙来标签的重庆在世界正式亮相,应该是2009年1月1日。因为重庆召开大型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从这一天开始,它们将不再沿用老的城市形象标识,而采用具有全球化意识的“人人重庆”新标识。

如今在网上还可以搜索到当年新华社记者新闻稿中,重庆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新标识的解读:“‘人人重庆’旅游标识为圆形徽章,以地球为背景,反映‘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

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一个城市的形象标识,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而名片上所宣示的理念,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倡导何种理念,便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

那么,重庆的这个新标识所倚赖的理念来自哪里呢?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拙作,在此,笔者也不对“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作一简单介绍。

原来,它出自于中国一位学者撰写的理论著作——《旅游整合世界》。这本理论著作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国内一位热衷于全球化研究的学者。

在这部论著中,作者一改传统的人们对旅游只是吃喝玩乐的肤浅理解,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旅游是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共同分享的必然途径。

为此,作者在书中写道:“政治的力量常常产生地域的壁垒,宗教的力量又往往导致心灵的隔阂,只有旅游,才能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共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和部分媒体的关注。有媒体认为这一理念将“成为改变世界的先声”,也有媒体写道:“西方中左翼政党吉登斯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整合世界》理论就是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

不仅如此,作者的这一观点还得到了60余位驻华大使的赞同和解读。大使们普遍认为,“旅游整合世界 人类共享文明”理念是在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时代,反映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共同利益的一个具有全人类意识的哲学新观点。它作用于现在,更作用于未来。

由于该书影响越来越大,2012年12月,作者还应联合国记者协会邀请,赴纽约出席其年度颁奖盛会,并向大会提供了书面演讲,受到与会嘉宾好评。联合国记协还向包括潘基文在内的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嘉宾,赠送了《旅游整合世界》一书。

从这几年反馈的信息来看,书中的许多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潘基文全球电联组织特使阿米亚先生认为:“旅游整合世界’理论为政府和城市提供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新指向。”据说,去年7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非盟演讲时,还引用该书中的观点批评其家乡“父母官”的恋栈和贪婪。

不过,早在2008年,该书首次出版时,只印刷了3000册,故影响力有限。只引起了少数对新思想较为敏感的官员和地方的注意。而像重庆这样声称自己的城市标识来源于此理念的,薄熙来应该是“第一人”。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足以证明其接受新生事物的胆识。

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薄熙来的选择是一种偶然行为。因为无论是从他的执政经历,还是从他的个人性格来看,人们都普遍认为薄的选择有其必然性——

薄在北大读的是世界史,研究生学的是国际新闻专业。他英语流利,这在早期中国官场凤毛麟角。他从政最早出名,是因为办大连国际服装节。早年的一份时尚杂志在举办的“中国时尚先生”评选中,薄被列为榜首,提名者认为他是“最具时尚眼光的中国官员”。

确实,与传统官场作风相比,薄熙来敢说能讲,没官腔,做事干脆利落,予人一接触便留下好印象。他在大连当市长时大打“国际牌”,使得大连成为中国沿海最先迈入国际化进程的城市之一,并成为中国最早的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

因为他的风风火火,曾经有媒体报道,官员们最怕薄熙来从国外回来。他一下飞机,就打电话开会,哪怕是深夜,也要把大家叫过来。因为他要把出国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以最快速度吩咐下去,并要求官员们立即执行,一分钟也不能怠慢。

去重庆前,薄熙来位居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职。而商务部是代表中国经济与全球对话的桥头堡。作为一部之长的他,不仅要时刻把握世界经济的脉动,对世界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趋势,也要洞察明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官场,几乎没有人怀疑薄熙来的国际化视野。

2008年3月,到重庆不足3个月的薄熙来,就迫不及待地开办了重庆市领导干部培训班,下令副处级以上干部均要受训,其目的是要让重庆的干部尽快转变“内陆型思维”。期间,薄熙来还亲自讲课。他在会上曾振聋发聩地警示“到了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了”。

薄熙来在工作中事必躬亲也远近闻名。在大连时,为了消灭城市卫生死角,他会多次光顾同一地段,从而使相关官员没有松懈的机会;商务部长上任几天后,他迅速出台了一份被商务部称为“薄十五条”的内部文件,如规定外事活动必须录音,活动结束后,两小时内必须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报送他本人,四小时内发简报等。

所以,当重庆第一次向世界推出其带有薄熙来色彩的城市LOGO时,尤其是要向国内外展示进入薄熙来时代的的城市理念时,很难想象这不是薄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重庆新的城市LOGO经媒体公布后,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和外界的一致好评。一位区领导曾经对笔者说:“它给重庆这个内陆省份仿佛打开了一个天窗,一下子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人们沉浸在开放、全球化的氛围中,而这种新思想的传播,只有他敢做、能做与会做。”

在重庆时,笔者曾与一些官员作过较深层次的交流,他们普遍认为,对于薄熙来本人来说,当时“下放”重庆可能并不开心,但对于重庆市人民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的才能和国际化色彩是现有官场中不可多得的,对于重庆这样一个积极上进的内陆地区,迫切需要像他这样不落俗套的领导干部。

随着重庆城市新标识的宣传推广,“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成为当时重庆干部群众中叫得最多的口号之一。重庆市民打心眼里欢迎这一提升重庆品位的全球化理念,并以拥有薄熙来这样具有国际化新思维的领导而自豪。

当时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这一理念一时间在重庆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而多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即使薄熙来下台多年,这个理念在重庆市干部讲话、撰文中仍在使用。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个理念本身不是来自于官场而是来自于市场,所以其生命力毋庸置疑。

    改弦易辙  唱红打黑

    几年前,笔者经友人介绍,也曾与《旅游整合世界》的作者进行了沟通。他说,他和薄熙来并不相识,他对薄熙来的认识完全来之于媒体的报道。当重庆用“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来设计它的LOGO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薄熙来是中国官场中不可多得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

    不过,当半年后重庆突然刮起“唱红打黑”的风暴时,这位《旅游整合世界》的作者不是惊讶,而是震惊!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薄熙来放弃自己积攒已久的正面形象,而甘愿贴上倒行逆施的标签。因为无论从他的父辈还是他本人,都没有回到过去的理由。

……

读到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薄思想的转变让人不可思议。这不是“大幅度”调整,而是背道而驰。文章在解释此现象时写道:“人们普遍认为,薄之所以改弦易辙,选择‘唱红打黑’,在于这种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动社会的情绪,也更符合他于中共‘十八大’之前,为博取上位而急于求成的心理。”

可见,人们认为薄的转变,主要还是“哗众取宠”,是以“博取上位”为目标。所以薄失败后,许多人在分析他“唱红打黑”的动机和信仰时,总是有许多不同的争论。正如该文作者在文中写道:

在传统文化日受抬举的今天,有人用“道术”文化的辩证关系来为薄辩护,指出薄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唱红打黑”只是“术”,他们还用薄曾经说过的诸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一类的话,来进一步佐证其“唱红打黑”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虽然这些“道术”异化的辩词让听者疑虑重重,但在中国现实官场文化长期作用下所形成的“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家里一套,外面一套”……的政治生态里,薄的“人格分裂”的做法的确可以找到些许“客观”的缘由。

这种“两面派文化”的受害者薄当然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不久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私底下调侃毛而被搁上台面,最后导致丢了饭碗,不也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吗?! 

这就给我们今天再次提出了一个思考:薄熙来是骨灰级的原教旨主义者吗?如果是,他为什么不一上台就“唱红打黑”,而要使用“旅游整合世界 人类共享文明”来作为他的城市理念呢?许多人抱有相似观点: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骨灰级的“红色余孽”,他对“绿色”理念从头至尾压根儿就不会感兴趣!

从薄熙来下台后的有关于他的一些传说,例如上任5年后首先废除习自己当总书记、最后将薄瓜瓜培养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总统……如果这些传说果真是真的,那么有关薄想回到毛时代的说法显然就是假的。这也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重新发现薄在重庆所作所为的缘由。

因为像薄这么聪明的人,不能不明白,如果在现有体制内把位子像金家王朝那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薄瓜瓜,阻力太大,形象太坏,但假使他上位经营多年后转型,在民主尚不成熟的初期,凭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帮他儿子操控成功。所以,社会上所流传的薄“‘唱红打黑’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并不是空穴来风。

薄文中说:“在掀起‘唱红打黑’前,薄熙来对自己的实力、对手的实力,还有社会公众的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都缺乏理性的评估。他和他的团队的一举一动,就像部队仓促上阵,求胜心切,结果满盘皆输。”具体归纳为三原因:对自己能力的误判;对广大群众的现实心态的误判以及高估了自己在胡温政治生态圈里“横冲直撞”的本钱。

在今天许多人看来,那时还没有发“底牌”资格的薄熙来,“出身未捷身先死”,“只能让人理解为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回‘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傻事。在胡温时代,薄给自己开了一个‘拿张旧船票’却想‘上新船’的代价不菲的玩笑。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薄与习是曾经的“哥俩好”众所周知。因为薄自小聪明好学,是公认的“孩子王”,所以在学校时,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多“红二代”对其马首是瞻。而习以忠厚老实闻名,往往是被人“欺负”的对象,所以时不时还得到薄哥的罩护。后来他们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虽天各一方,关系还是很不错。

据说,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如火如荼之际,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渝为其捧场,高度赞扬其“唱红打黑”,两人彻夜长谈,如胶似漆,只是后来王立军事件越闹越大,习得知薄有取代自己的野心,从此才不把他看作情投意合的“兄弟”,而是一颗 “定时炸弹”。

不过,这并不妨害习“模仿”他的一些做法(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5年,基本上是薄熙来在重庆的翻版。例如用反腐名义打击异己、用毛式语言激励群众……即使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人说,也极有可能是受到“旅游整合世界 人类共享文明”理念的启发。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将薄的“唱红打黑”和习在宪法中“删除2年任期”的做法,归为“倒行逆施”,肯定无人反对。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不这样做,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人说,建设法制啊!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书呆子说法。法制是那么容易建设吗?!

人类历史上,政治文明的大转型往往伴随着刀光剑影。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虽然有可能不再血雨腥风,但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转型的过程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所以看一个政治人物,不应一眼看死。日前《人民日报》不是正式发文宣称“国家主席任期撤限非终身制”吗?

给一个政治人物定性,认清其所作所为是手段还是目的至关重要。当然时间才是真正的裁判。我们现在的分析都是预测。假设习的计划是做15年主席,现在已经过了5年,他通过反腐基本大权在握,下一个5年恐怕就是进入改革“深水区”(各种迹象已露端倪),第三个5年则可能顺风顺水,然后激流勇退,做个“中国的华盛顿”,青史留名。

笔者认为,这对于虚荣心颇强的习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人之常情。试想,好不容易坐到这个位置,谁不想流芳百世?!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法制社会建成了,把主席或总统的任期,通过全体公民的讨论敲定下来,相信就不会再变了。因为任期制毕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

何况老百姓还有喜新厌旧的劣根性,一个政治人物即使本事再大,长得再帅(靓),都难以阻止他们“尝新”的欲望!在这点上,曾经带领英国人民打赢二次大战,并先后两次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看得比谁都明白,所以他说:“老百姓对他们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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