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过后的世界会怎么走？

大瘟疫过后的世界会怎么走？——访政治旅游学家伍飞先生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上官云晶来稿：如果说谁是世界政治旅游学的奠基人，或许非华人学者伍飞先生莫属。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哈佛、耶鲁的教授就提出了“政治旅游”或“旅游政治”的概念，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所以一直以来只停留在“思想的火花”阶段，直到21世纪——2008年伍飞先生论著《旅游整合世界》的出版，“政治旅游”理论方成体系，学界才普遍认为，“政治旅游学”终于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了。

论著封面

伍飞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做过媒体总编。15年前转行做学术研究。2005年，其提出“旅游整合世界 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即刻被媒体誉为旅游界的“地标性”格言。多年来获得“东亚旅游十大知名人物”等殊荣。2012年12月，伍飞应邀出席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奖年会，并作主题“旅游整合世界 人类共享文明”的书面演讲，受到各国嘉宾欢迎。主办方还向包括潘基文在内的来自全球500余位嘉宾，赠送了其论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

向潘基文赠送签名著作

许多文章认为，与大名鼎鼎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表现出的悲观情绪相比，伍飞则是一位乐天派。其论著以“旅游”为视角，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指出人类的终极目标——“旅游整合世界”。或许有人会说他的理论，跟古人说的“大同世界”以及眼下泛滥的全球化理论大同小异，并不稀奇。众多学者却认为，与历史上大而幻的空洞理念相比，伍飞先生的理论无疑更接“地气”，至少为人类实现“大同”社会找到了一条路径。

眼下大瘟疫正折磨着全人类，在政治界、学术界，有关各种全球化的倒退论、终结论甚嚣尘上，人类何去何从又急切地摆到了桌面。瘟疫过后，人类是往回走，还是继续往前走，人类到底还有没有未来……带着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春日的下午，笔者采访了伍飞先生。这位平素并不愿多露脸的学者，在他认为人类转型的“关键时刻”，滔滔不绝地回答了笔者的提问——

笔者：伍老师您好，现在全球还在“抗疫”之中，但许多精英认为，这次疫情将给人类带来“百年未遇”甚至“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您是怎么看的？

伍飞：我同意“大变局”的判断。至于是“百年未遇”还是“千年未遇”，我想应该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去衡定。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人类正处在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的时代，这一次跨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跨越都有不同，这是人类的一次整体跨越。无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国家，通过互联网，都可生活在信息社会同一个屋檐下。所以说是“千年之变”一点也不虚夸。

实际上，我们讲人类处在“大转型”、“大变局”中已经好多年了，把这次疫情看作是“大转型”、“大变局”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可能更科学。因为它可能促进这种“大转型”、“大变局”的加速完成。许多原本看不到人类发展方向的传统政客，通过这次大瘟疫，可能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会有更清醒的认识。政客看到了方向，国民才跟着有希望。如果政客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摸不着北，百姓就活得憋屈。去年法国的黄衫军运动，实则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如果不是今年突然冒出个“新冠病毒”，目前席卷西方世界的估计就是“黄衫军”了。为什么？因为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西方国家遇到了历史的瓶颈，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了。“福利社会”后劲不足，传统政客又不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激情，年轻人不上街闹事才怪。这跟多年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如出一辙。只是这次“新冠病毒”的到来，把所有的“大巫”都变成了“小巫”，“新冠病毒”击中了全人类的痛点，不停下来思考都不行了！

笔者：您认为通过这次疫情的打击，会给西方世界带来哪些认知上的改变？

伍飞：不少学者在谈到民主时，都有这样的表达：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实现民主，那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主在全球实现，才是真正的民主。但许多西方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问：“我们的民主怎么不是真正的民主呢？我们在实实在在享受文明成果啊。虽然不时有难民涌进来，我们毕竟可以承受！”这次疫情无疑给了这些长期拥有 “民主优越感”的欧美人当头一棒，或让他们幡然醒悟，没有全球的民主，他们美滋乐滋的“文明成果”可能得而复失，至少大打折扣。所以，此次疫情从短期来看，是坏事，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正如中国文化所谓“祸，福之所倚”。这次大瘟疫或让西方国家更加清楚，在地球村时代，一旦发生危机，谁也没法独善其身，而防止危机发生的最好方法，就是价值观相同。

多年以来，我们的现实悲剧是，地球上大部分政客身子进了21世纪，脑子却还留在20世纪。传统社会里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虽然还有市场，殊不知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已在悄然发生变化，“没有永远的朋友，就没有永远的利益”，已经开始唱响人类文明的主旋律。这次大难或让西方精英，在痛定思痛中领会到，没有毅然决然的纠错，就会有下一个刻骨铭心的痛。全球化不是带给我们痛楚的主因，没有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才是让世界吞苦果的缘由。

笔者：那您认为全球化还是很有希望啰？

伍飞：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全球化并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平时大家都在谈全球化，但真正了解全球化涵义的并不多。全球化分为四个层次，最早实现的是信息全球化，短波的出现是标志；其次是“距离”的全球化，也就是物理空间的全球化，波音客机的问世是标志；第三则是经济全球化；人类最后一个全球化，就是文化的全球化。

我曾经在拙作中写道，人类的交流已进行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有了闲时和经济条件，旅游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人类开始进入“大众旅游”时代；第二次飞跃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经济全球化得以真正实现。人类资源、资金、技术、产品、市场的大规模流动，促动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交流，人类进入到“全球旅游”时代。人类旅游活动的第三次飞跃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当有一个现象出现时，则表明第三次飞跃已经开始，那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统一。

人类第三次飞跃的结果将导致“地球村”的真正实现，也就是古人说的“大同世界”的建立。为什么说“核心价值观”的统一，才是人类旅游活动第三次飞跃的标志呢？因为只有全人类“核心价值观”的统一，传统的政治、宗教矛盾才能基本消除，人类交流的成本才能降到最低，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地球资源，用于提升人类的整体力量，而非浪费在制造屠杀自己的武器上来。

经济全球化已经实现，文化全球化已经开始，如果有人想阻止全球化的潮流，那就要看他能不能阻止信息社会的发展。因为人们了解的外部世界越多，就越会促动其交流的动机。所以说，政客们与其打算做违背人性的倒退，不如循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大胆往前走。

笔者：您的观点相信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但人类如何才能快速做到“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呢？

伍飞：最快的方法当然是像古代那样打仗，战胜方往往能迅速将自己的文化、信仰移植到被占领方。但人类已经到了21世纪，科学和人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仍然要靠武力解决歧见，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二战以来，许多精英为地球和平提供了诸多方案。我在拙作中，也提到：鉴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千差万别，人类还无法同步进入民主社会，这就要求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的国家，帮助而不是强迫“落后”国家加快民主步伐；而那些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必须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要充分认识到，世界“多元化”并不是落后体制或文化的保护伞，“多元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积极生存状态，是一种优化中的“多元化”，如果寄希望于“多元化”，来对落后甚至反人类的行为予以延护，那是与“多元化”的本质相违背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尊重和维护“多元化”的世界，并不能否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西方要进行工业革命，东方也要进行工业革命，因此工业革命及其成果就是文明的共性。同样，民主、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是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每一个地球公民都有享有的权力。科学与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只是西方在科学与民主方面实行得较早、较完善而已，不能将民主与科学和西方文明划上等号。

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政治家虽不能左右历史，但能影响历史。一些好的模式，本来看起来可以落地，但因为这次“新冠病毒”，也可能寿终正寝。人类剑拔弩张的几率大大增加，人类仿佛又到了大战的边缘。

笔者：您的书中对“世界政府”的出现着墨甚多，您认为疫情过后西方国家会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请说具体点。

伍飞：重建世界秩序首先是重构国际组织。我对“世界政府”的出现充满乐观。我认为这在21世纪——接下来我们的日子里，是一种刚性需求。联合国是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到了该收摊的时候。或许有人寄希望于它的转型，但现实是，改良有时不如推倒重来简单。联合国自诞生之日起，其最大诟病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每个常任理事国都能一票否决联合国任何重大决议，导致批评者认为其数十年来几乎一事无成，更有民众把联合国比喻为咖啡厅，滥用纳税人的钱。许多地球精英认为，世界若不改变此现状，人类文明将在生态破坏和恐怖主义的双重夹击下，遭受灭顶之灾。事实上，联合国成立不久，像爱因斯坦、丘吉尔、罗斯福以及甘地等人，就呼吁各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建立一个真正能管理世界的“世界政府”。

现在是时候了。我两年前就曾经在万维网发表过一篇类似文章——《警惕川普退出联合国》，大家有兴趣不妨看看。我认为，这次疫情加速了联合国解体的可能，日前英国议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另起炉灶”，就是先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是冲着中国来的。他们想把中国排除在新的国际体系之外，如果中国没有根本性变革。客观地说，从现在开始，中国领导人所承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因为这次世界秩序重建的起点和归宿，就是围绕中国进行的。是和大家打成一片，还是死扛硬顶，考验着政治家们的智慧！

笔者：如此看来，您对中国的前途是悲观还是乐观，为什么？

伍飞：我认为在此处用“中华民族”这个词可能更准确。我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认为中华民族从未像现在这样，看到回归世界之巅的曙光。现在网路上有许多著名预言家的预言，“异口同声”指向中国将“拯救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有这个可能呢？当然是中国和世界“想法一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试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终于和世界一样拥有现代化的机制，中国“拯救世界”是不是就会由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优势：人多、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有了一大批懂得国际玩法的人，一旦有了好的机制，释放全民创造力，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将成倍爆发。加上诸如“天人合一”、“达者兼济天下”的传统文化思想，必定受到世界各国真心拥戴。那时的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齐上，一呼百应，不想当世界领袖都难。台湾、香港更是归心似箭，哪用得着威言恫吓。

人类一旦“核心价值观”统一，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便是“世界政府”主要张罗者，“世界政府”不再像联合国那样，长期以来只扮演“和事佬”角色，而是主动规划地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类不再需要军队，只有警察；人类的财富不再做航母战机，而用于消除贫困、开发宇宙。人类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地球人实现梦想的机会越来越多，传统社会束缚个人成长的因素全部消除，只需要战胜自己。

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当我们知道人类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摸样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所做的许多事都是傻事！”例如全球现在每年用于军费的开支近万亿美元，而解决全球贫困人口只需要6000亿美元。黑格尔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当然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剧本早已写好，只是看谁的表演更精彩！

随着文明的进步，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在思变，思“稳变”、思“和平变”，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地球人所想要的。自古以来，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孪生兄弟，真正的学者，不偏不倚，只对规律负责。聪明的政治人物则善于利用规律，顺势而为，从而功成名就，青史留名。

人类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中华民族也到了关键时刻。在各种力量较量的“关键”时期，一些当权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最终“从善如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毕竟也在21世纪，生活20年了。这是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