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制度替代爱的责任：福利国家陷阱与慈善的荣耀

作者：赵晓

几天前，我与好友——中国著名企业家陈天庸——进行了一场颇有启发性的长谈。

天庸不仅事业成就卓越，更是一位乐善好施、思想敏锐、价值观坚定、眼光前瞻的企业家。他对制度、慈善与责任的长期投入，使他提出的问题常常直击文明的核心。

在阅读了拙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变革时代及保守主义的挑战》后，他抛出一个极具洞察力的问题：

他描述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悖论：

经济周期波动 → 社会焦虑上升

左派以“福利扩张”赢得选票

税收、管制与食税阶层同步扩张

创新被抑制、经济放缓

相对贫困人口增加

选民要求更多福利

社会继续左转

社会右一步、左两步；退右一寸、进左一尺。

他又提到技术派的想法：马斯克、彼得·蒂尔希望以科技带来增长，让财富创造跑赢福利扩张。但技术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赢家通吃”的格局：财富更加集中、不平等更加显眼，于是社会情绪进一步左倾。

这成为一个文明陷阱：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少，讲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分蛋糕的人越来越狠。

天庸接着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随着生产率提高，真正的贫困减少，但相对剥夺感增加。慈善的人变多，穷人的处境也改善，但左派仍诉诸政府福利。左右本质分歧在于：财产由谁作主？慈善是自愿，高税收是强制。问题不是‘要不要救人’，而是‘谁有权决定分谁的蛋糕’。”

他直指核心：

“政府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由大量不熟悉商业运作、却在分配社会资源的行政官僚组成。效率低下与浪费，是制度结构决定的。”

最后，他对我说：

“我们做公益，是分自己的蛋糕；主张高税收的人，想的是分别人的蛋糕。请写一篇文章系统回应吧。”

这真的是一个严肃伟大的问题——它涉及经济学，也涉及政治哲学，更涉及文明结构与信仰秩序。

这篇文章，就是沿着天庸这连串问题谈我的思考与回应。

一、当下问题：技术在进步，但文明结构出现裂缝

当今世界，技术革命如火如荼，带来两个趋势：

效率提升前所未有

焦虑上升不可遏制

为什么？

因为技术推动了一个无法逆转的时代结构：

高技能获益巨大

中低技能被边缘化

财富更加集中

中产阶层被稀释

社会比较更尖锐

民粹情绪更旺盛

当“相对贫困”压倒“绝对改善”，民主社会自然出现一个趋势：

越焦虑 → 越偏左；越不安全 → 越依赖政府。

这不是谁的错，这是制度动力学。

于是，左转循环出现：

经济差 → 要福利福利多 → 要加税加税多 → 创新降创新降 → 经济更差经济更差 → 要更多福利

一个文明级别的悖论逐渐成形：

人类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提高了，但解决问题的“制度能力”相对而言，反而下降了。

二、慈善与福利：两套完全不同的文明逻辑

许多人把“慈善”和“福利”看成两种方法，其实它们是两套不同的文明秩序。

1. 慈善（Charity）：源于爱与自由，是自愿的、温暖的、有效的

慈善的本质是：

自愿

基于爱

面向真实的人

激活责任与希望

带来双向的生命改变

慈善的逻辑是：“我愿意，我行动，我负责。”

在美国等国家，这种行为更具有信仰维度：

上帝先爱我，因此我愿意爱人。

慈善能改变命运，因为它先改变人的心。

2. 福利（Welfare）：源于权力，是强制的、冰冷的、低效的

福利的本质是：

政府强制征税

由行政官僚分配

无差异化、无激励

极易滋养依赖

常被利益集团俘获

浪费惊人（行政成本常达 20–40%）

它的结构是：

A 出钱 → B 分配 → C 领取

慈善是人与人相遇，福利是与制度相遇。

慈善触动人心，福利触动选票。

慈善是关系型，福利是程序型。

慈善是有爱的，福利是无心的。

一句话：

慈善出于自由，福利出于权力。慈善激发责任，福利扩大依赖。

三、历史经验：福利越多，问题越多，甚至危及自由

1. 欧洲：高福利导致“代际贫困”与劳动意愿下降

三代家庭长期依赖补助

劳动参与率下降

单亲家庭比例激增

年轻人对国家依赖加深

福利越高，动力越低。动力越低，贫困越难消失。

2. 美国：22 万亿美元“反贫困战争”，贫困率不降反升

60 年来：

投入超过 22 万亿美元

贫困率几乎没有变化

福利社区犯罪率激增

家庭解体更严重

这是制度激励结构决定的：

当做得越多、得到越少时，人自然减少努力；当不做也能得到时，人自然减少责任。

你以为你在帮助贫困的人，其实你在固化他的贫困、削弱他的动力、毁掉他的命运。

3. 北欧经验：民主社会主义并非“乌托邦”，代价沉重而隐性

很多人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喜欢把北欧包装成“幸福国度”“全民福利天堂”，但真实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丹麦、瑞典的全球最重税负（综合税率可达 50%–60%）直接压缩了创业动力；

大量福利导致劳动参与下降、低动力群体长期依赖政府；

瑞典难以承受持续上升的福利成本，90 年代爆发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市场化改革；

芬兰 2017 年的“基本收入实验”被迫终止，因为没有提高就业，却让依赖度上升。

北欧能够相对维持福利体系，还是有些条件的；不是福利本身稳定，而是因为：

极小的国家体量却拥有极丰富的资源；

高度同质化社会（高度信任、稳定文化）；

过去一百年极强的劳动伦理传统。

当北欧渐渐丧失这些文化基础后，连他们自己都在“悄悄右转”：

瑞典、丹麦全面收紧移民

持续削弱福利

强化劳动力市场

推动企业创新

换句话说：

即便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也无法长期运行；它依赖的是资源优势与文化红利，而不是制度优势。

4. 20 世纪的教训：通向奴役之路——苏式试验的惨痛失败

历史最深刻、也最惨痛的例证，就是我和天庸都曾经历的 20 世纪的“苏式实验”：

20世纪全球不少国家曾尝试高度集中的制度实验；

初期充满“平等、正义、解放”的口号

但都迅速滑向集权、贫困、暴力与灾难

结果证明了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与福利体系容易造成激励扭曲与资源浪费

为什么？

因为：

当国家机器成为“上帝”，个人就不再是人。

以“平等”之名剥夺一切个人自由

以“公共利益”之名垄断一切资源

以“人民”之名压制每个具体个人

以“消灭贫富差距”走向全面贫困

哈耶克早就警告：

计划经济的终点，必然就是通向奴役之路。

无论口号多动听，权力一旦膨胀，市场必然萎缩，社会必然恐惧，人性必然扭曲，道德必然沦丧，文明必然倒退！

没有哪个社会，比这场实验的崩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旦政府接管个体的命运：自由会失去，创造力会窒息，慈善会死亡，文明也随之凋零。

5. 新加坡：拒绝福利主义，反而贫困率极低

李光耀的逻辑简明有力：

福祉不是国家的主要职责

家庭才是社会稳定中心

国家不应替代个人与家庭责任

让人有动力比让人有福利更重要

于是：

没有依赖文化，没有巨额债务，却有强劲动力。

新加坡富裕而不贫穷的秘密，不在于“给得多”，而在于“逼得少”。

四、关键之问：到底应该谁来救穷人？

天庸提出三个可能：

政府？

富人？

还是别的？

答案清晰，却常被遮蔽。

1. 政府救穷人：是“替别人行善”，不是“自己行善”

政府不是慈善家。

政府不赚钱，相反很费钱，是“不得不忍受的恶”。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者。

所以“政府福利”的本质是：

强制A行善，由B执行善，使C得到善。

于是出现：

A 不愿

B 无心

C 依赖

三者都失去自由，失去动能。

这是“慈善”文化转向“政府福利”的制度化畸变。

2. 富人救穷人：是文明的正常结构

再次强调，慈善是：

自愿

心甘情愿

有效

有人性

有温度

由受过祝福的人继续祝福别人

慈善不是权力行为，是人类天然的回应。

富人不代表恶，富人做慈善更不是“左派口中的原罪”，而是文明正常运转的一环。

3. 最根本的是：上帝救穷人

圣经告诉我们：

贫穷不仅是物质问题，更是人心的问题。

人，无法靠政府、靠制度完全解决贫穷，因为制度不能重塑人心，更不能解决人心灵的贫穷。

真正的救赎路径是：

上帝 → 改变人

人 → 产生责任与爱

爱 → 产生慈善

慈善 → 真正救助贫穷

国家可以靠强权分配钱，但只有至高者能够改变人心与国家的命运。

五、结语：当福利制度替代至高者，文明就走向衰败

综观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善良的人们，必须提醒：

当制度试图接管一切，社会就会失去支撑它的价值基础。当公共权力越界到个人与家庭的空间，文明的根基就会受到冲击。

当：

权力替代爱心

行政替代慈善

福利替代责任

管制替代创造

政府替代上帝

我们既在放弃个人自由，也在将文明置于危险的下沉！

是的，真正的分岔不在左与右，而在上与下：

人是否顺服至高者的秩序？

社会是否维持自由与责任的边界？

政府是否越界？

慈善是否被重新唤醒？

一个健康的文明与国家，不是靠政府救所有人，而是靠人人彼此相爱、彼此负责。

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福利，而是慈善；不是制度，而是人心；不是政府，而是上帝。

愿我们在这个技术飞速却心灵枯竭的时代，看见这一点：

当政府替代至高者，文明必衰微；当人回到至高者，慈善必兴起，社会得更新。

真正的上帝，永远不是政府，而只能是至高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