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新华字典》上有一句例句，在如今被广泛传播：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当年的张华和李萍们，命运可能已经天差地别。但是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质疑，一面是“阶层固化”的壁垒难以用一场考试来击破，另一面是很多精英阶层早已让孩子放弃高考转而留学——高考，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导演郑琼用了一部纪录片来回答，她用6年时间拍了三个孩子。让你看到三个阶层，面对“读书”这件事，是怎么辗转了自己的命运。
甘肃会宁，湖北咸宁，北京北京。
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
把这天南地北的三个地方串连在一起。
串连在一起的，还有三个人，
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
高考，像一道选择题，
有人连卷子的密封袋都摸不到，
有人发誓要在ABCD里挑出正确的那个答案，
而有人觉得，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道多选题？
（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2009年，北京南锣鼓巷的小酒吧开张，央美附中的辍学生袁晗寒忙前忙后地张罗，她主动放弃了高考。打理她自己的小店，铺面2万元一年。
湖北咸宁的复读生徐佳在头顶的风扇和雪山般堆叠的参考资料里，开始自己的第三次高三生涯；他决定走高考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
甘肃会宁14岁的马百娟希望以后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打工，一个月挣一千块，尽管这时全家一年的开销是，50块。高考于她，如同遥远夜空中的星星，你知道它明亮耀眼，但你甚至无法叫出它的名字。
在故事的开始，他们都想要去光明的未来。
2009年·农村孩子马百娟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没有电视机，少有交谈的对象，马百娟的读书声缺乏音调，像沿着同一条五线谱唱出的歌。但是她唱起山歌，就很好听。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到达学校。
老师像田间地头抽旱烟的农民，识得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但老师同样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认定。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野鹊沟小学的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我试图从手机地图上寻找野鹊沟存在的蛛丝马迹，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然而无论怎么放大，视野中还是一片空白，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好像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
一块黑板，四面白墙，
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楷书写就的励志语句，
中央摆一套桌椅。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说
“马百娟你来读一下。”
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
藏不住的笑意。
像在最神圣的尖顶教堂唱诗。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
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
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
入学迟一些的马百娟是这群孩子中最大的，
高人一截的身高让她时常能碰到球。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
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虽然她并没有足够的力气，
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
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
才堪堪和这头倔驴抗衡。
马百娟像是驴子，
驴子也像是马百娟，
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
解扣，拎起桶，
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
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
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
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已经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力障碍。年长的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拿着新文具，她像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
马百娟和同学们，
蹲在山头画画，
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
“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
马百娟不会去质疑，
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
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
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
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
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
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
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2009年·都市少女袁晗寒 除非奇迹诞生，马百娟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的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和导演聊着天。她骨架纤细，脖子修长，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被告知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一天妈妈告诉她，回家了，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虽然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
漫长的夏日白天，
她用书和电影打发走。
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
两个女人，一长一幼，
妈妈在旁看了半晌，
就走了，把私人的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
虽然不完全吻合，
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
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
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两万块一年。“价格挺贵的，但我还能承受。”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导演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块，让她去做这么一件打水漂的事，“去学校也要钱，就当交学费了。”袁晗寒的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
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
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
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
不会饿死，后面，有一个家庭会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
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
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
打开了JVC的音响，
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
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2009年·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更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
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这个家庭，已经被命运嘲弄过一次。那是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
某种程度上，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件。
参加高考，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于是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学通知书拿给父亲看。
徐佳和母亲上坟 清早5点，天光已亮，照在这个房间里。一张床，几叠棉被，脸盆摞成一摞，墙角放着凉席、食用油，窗户上挂着红色烫金的挂历，一个福字，没有掀开。
洗手间很局促，红色塑料脸盆放地砖上，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
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
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
面对镜头说起时，
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
最严重时，他甚至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
徐佳在心底的真实想法和励志语句中摇摆，
一边是“考不考的上无所谓人生还有很多可能”，
另一边是“第三次了考不上怎么办？”
学校的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
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除此之外，没有领路人。
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2009年，咸宁考点。
6月7日8日，这两天，
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
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
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2012年·辍学的马百娟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她本来上学就晚，进度也慢，转学来水车猛然比周围人大了一圈，这一回，没有玩篮球的自如，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然而，“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
几番对话，让她的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纪录片中没有明说，虽然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
2012年·留学德国的袁晗寒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像一切神经敏感的人一样，她永远和环境保持着克制的距离。央美附中是这样，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
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说着“通州下雪压折了竹子”的闲话，妈妈让她给兔子画一张速写，她埋怨着，还是动了笔。
很多时间，
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
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
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2012年·待业青年徐佳 总算还有几分幸运，徐佳进入了湖北工业大学，成为村中“祖坟冒青烟”的那个名字。
虽然大学课堂，并不像高中老师描绘的那样，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
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
刚刚大三，
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
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
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
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
“方”字还没说出口，
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懈怠，“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无领导小组讨论上，围绕着7项素质，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几个候选人进行了一番对话，好让场面不太冷清：“你走出去，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整个公司的形象。”“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过程……”正确的废话。
徐佳打断了这个人的发言，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这一段对话，导演评论，“从大学毕业，却忘了怎么说人话。所有人只想填鸭，没有人想要滋养他们的生命。”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这些借助大学文凭，
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年轻人，
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
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
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
谈起未来，
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
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
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往往是有公司愿意要，就签下了三方合同。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
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
“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2014年·已婚少女马百娟 后来，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上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我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早知道是私人的，给十万块也不拍。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
对她的命运，
父亲盖章定论了。
“再没有别的出路。”
像嫂子一样，
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
讨论谁的肚子大。
同年6月，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
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
日复一日吸着粉尘，
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2015年·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2018年·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摸上了一点点中产的边，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像是三个阶层的缩影。
徐佳曾在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大学毕业前，他想进行一次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而袁晗寒无法理解徐佳为什么一直无法成行，“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
阶层，就这样被清晰地区分了出来，它无关4000元路费，甚至也跟高考没有必然的牵连，它远在高考之前，就可能影响了人生的出路。
《出·路》的郑琼则认为，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选择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显得过分轻而易举；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机会。
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 实习中的袁晗寒 如果默认了这场比赛，人生只会被局限在一条赛道上。高考很重要，可以让你在这条赛道上不至于落后太多。
但更希望，你可以发现在赛道外，还有绿茵场、看台和什么都没有搭建好的空地。
但愿你们能在空地上，找到自己真正的快乐。
所有高考的考生们，祝你们如愿以偿，也祝你们去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