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台球厅老板：在疫情“震中”收留上百滞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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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的安歇也是安歇。

这个一千多平方米的台球厅收留了130多人后，老板董元兵不得不关上台球厅的大门，对再来向他求助的人说抱歉。但2022年11月16日，当一位刚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出院的孕妇找到他，希望他能提供一个容身之所时，董元兵心软了。他给这位独自一人的孕妇在台球厅找了一间包房，让她住下。

2022年11月13日凌晨4时许，在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开了一家台球厅的董元兵被一通电话吵醒，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询问他，是否可以把台球厅收拾一下。这个台球厅在2022年5月开业，于10月23日因防疫需求关闭，如今重开，将用于安置海珠区部分集中隔离期满、需要返回的人员。

他思考几秒就答应了。原以为多不过3天，待收留人员全都返乡或找到去处，这个安置点就能完成使命。但6天多来，留在这个隔离点的，更多是解除集中隔离后滞留海珠的人。

作为广州市本轮疫情的“震中”，广州市海珠区副区长张永良在11月17日表示，海珠区目前已转运9.53万人。多位康乐、鹭江片区的网格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存在感染风险，尚不支持已结束集中隔离的人员回到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城中村。一些暂无去处的人，便开始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寻找安身场所。

13日当天10时许，董元兵刚将台球厅打扫完毕，海珠区凤阳街道就送来了第一批约30名解除隔离的人员；下午，来了近60人；第二天，又来了30多人。此外，这些天还不停有闻讯而来的人，通过短视频、电话、微信，甚至直接上门找上他。

董元兵只接待集中隔离后返回海珠的人。入住时，他们须持有连续7天的核酸阴性证明、24小时内的绿码和解除隔离的通知书，此外，优先老人、小孩、孕妇及行动不便者。即便如此，台球厅还是很快住满了。

这个容纳了一百多人的临时安置点总会遇上许多意外：物资不够、求助太多、人员红码，甚至出现了阳性要转运。董元兵不知道台球厅的明天会有什么变化，但还是提醒自己要坚持：“我还要为留在这儿的一百多人负责。”

寻找安身之所

11月13日中午，董书武结束了“7+3”天的集中隔离，回到海珠区康乐村门口。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年逾四十，是湖北省监利县人。来广州二十多年，住在康乐村，在村里的服装厂做着包工包料的活儿。11月3日夜间，康乐、鹭江片区组织大规模集中隔离转运，他被转运到广州市荔湾区一家隔离酒店。

董书武记得，解除隔离后，一起隔离的人，一部分人去火车站直接回老家，另一批人包括他自己，由于种种原因决定留在广州。

他和同车的三十多人在海珠区敦和路口下了大巴。他本打算返回不远处的出租屋，但值守康乐村口的防疫人员告诉他，康乐村仍属于封控区，他们要先在外面“待一会”，政府给他们安排去处。

董书武一行三十多人在康乐村口等了约两小时，3辆中巴便将他们拉去了董元兵的台球室。这是11月13日当天，台球室接收的第二批解除隔离人员。

与董书武相比，田小杰花了好几天才来到台球厅。11月13日，田小杰结束集中隔离回到鹭江村口。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没钱买火车票，他在康鹭附近的地铁站睡了两个晚上，15日凌晨与十几人一起上街寻找安置点。一位街道工作人员见了他们，联系上董元兵。15日破晓时分，田小杰一行十余人也来到这个台球厅。

田小杰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了他在朦胧中看到的场景：一个开阔的大厅摆着数十张台球桌，球桌的间隙和大厅走道里都是展开的折叠床，每张折叠床上都有人在睡觉。沙发上也躺着熟睡的人。董元兵给他们每人拿了一张折叠床。“他先让我们自己找个地方睡一晚，一切事等第二天早上再说。”

田小杰很快睡着了。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他两天来能够安睡的地方：没有蚊子，晚上也不冷，每人每天管两顿饭，还有洗手间可以冲凉。

在此处安置的一百多人，有男有女，有老人和小孩。13至15日，每天都有二三十名符合离开条件的人前往火车站离开广州，也每天涌进新来安歇的人。

董元兵是湖北荆州人，本以为需要安置的人员都是湖北老乡，实际上还有来自河南、四川、湖南等省份和东北地区的打工人，也有两位海珠当地的居民。

“咬着牙在挺”

头3天，台球厅的生活是这样的：8点起床，大家陆续洗漱、收拾；9点出门做核酸；11点左右开饭，大家依次排队出示健康码领饭；午休过后，董元兵开始联系街道，上报每日符合返乡条件的人员名单，这些人除了持有解除隔离证明和连续7日的核酸阴性报告，还要买得起车票，目的地社区也同意接收。街道会送他们去车站。紧接着，空出来的床位会被新入住的人填满。下午4点左右，董元兵开始与4名志愿者给场所消毒，这项工作持续到下午6点，所有人再出示健康码，准备吃晚饭。

董元兵说，自己更多时候是走一步看一步，“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大信心”。台球厅每天的租金为4000元，若要接待隔离人员，就要多支出1000元左右的水电费。最初他并未细想这些费用问题，也未与街道商量。

但董元兵很快发现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他更要在短时间解决一百多人的食宿，同时确保大家的安全和健康。

睡觉是首先解决的问题：凤阳街道在第一天和第二天先后送来了60张和40张折叠床，以及几十条被子。但这并不够。董元兵又把店里原先配的二十多个沙发拿了出来，加上本就备着的数十条毛毯，这才算让店里大多数人有了“一床一被”的入睡条件。

紧接着是吃饭，如果按3天内大家都能找到去处的设想，安置的人可以订外卖，但当时周围的餐厅已停业，不少老人也不知如何使用外卖软件，董元兵便和凤阳街道口头商议，由街道提供订餐渠道，按“一人一天两顿饭”的标准，130人的伙食费每天支出近五千元，每个人的餐费由董元兵和街道各承担一半，目前尚未来得及结账。

他们的用水也一度紧张：头一天，凤阳街道给台球厅搬了20箱矿泉水，加上台球厅储备的桶装水，够所有人使用数天。但若有人想用上热水，就只能通过一台饮水机慢慢加热。

“一开始的想法是无非每天多支出一千多块钱，还能协助大家返乡，但慢慢才发现，有这么多需要安置的人。”董元兵说。

每年的10月、11月是康鹭片区服装订单生产的旺季，董书武介绍，不少厂主会在村口摆上“招工”的牌子，吸引挣日结工资的零工到此处找活。

董书武是台球室其中一名志愿者。第一天来到这里，看见董元兵需要帮手，他就报了名。白天，他负责统计一百多人的生活、用药需求，同时组织大家做核酸，夜里，他就守在台球厅门口，维护场所安全。

“每个人都有难处，我们咬着牙在挺，能帮到的人尽量都帮到。”董书武说。

秩序与红码

刚入住台球厅的人大多是无助而疲惫的，但董元兵还是试图在他们之间重建一些“秩序”和“规则”。

这包括：他挑了4位年纪相仿、比较热心的男性组成一个“志愿团体”，大家一起做些搬运、维持秩序和守卫的工作；只要有条件，就把女性、孩子和老人安置在台球厅的22个包厢里，那里有单独的卫生间，相对安静的空间，可以保护一些隐私；除了睡觉和吃饭，志愿者时刻提醒大家戴口罩并保持相对距离；把台球室除槟榔和香烟之外的所有食品免费提供给所有人；提醒大家在室内里不能抽烟，也不能光膀子，还要注意周围环境的整洁……

在这里短暂生活的滞留人员，平日可以去台球室楼上晾衣服，也能三两个地去楼下透口气，但更多时候，由于场地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原因，他们还是在各自的床位上玩手机。

在疫情“震中”管理这个台球厅，董元兵和4位志愿者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

11月14日，董元兵把大家排队领饭的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一时间数十位滞留海珠区的务工人员给他留言，希望能收留他们。当天夜里，董书武守夜时看见一位年轻人来到台球厅，他本心软想留下他，却又见到年轻人的身后，跟着更多的人。

董书武不得已拒绝了。“不帮一把过意不去，但收留这么多人，万一有个红码，又感觉对屋子里的一百多人不负责任。”

直到红码人员真的出现了。

11月15日下午，台球厅里有5人的健康码变红。此前没有处理经验的董元兵和志愿者，一度要求这5人离开台球厅，在室外待着。但街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按当前规定，建议居家的红码人员可居家隔离，由防疫人员上门做单管采样。鉴于他们目前无处可去，董元兵腾空了角落里的4间包房，把他们安置在里边。

16日下午，又有3位年轻人找上门，其中一位腿脚残疾。董元兵本不同意他们进来，但说着说着董元兵于心不忍，在查验了他们的核酸报告、健康码和解除隔离通知书后，收留了他们。

当天吃晚饭时，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来到台球室告诉他，这三人刚被赋了红码，也需要单采。

那一刻，董元兵说反而平静下来。他先联系医护上门采样、消杀；又将三位红码人员送到隔离包厢里，由他和志愿者把饭菜、饮用水放到门口；最后又把台球厅的情况告知现场的一百多人。他先安抚了在场的所有人，让大家不要惊慌，又对一百多人说，只要这个台球厅还在正常运转，他还是会留在此处，给大家提供吃饭和住宿的基本保障。

没有人想要离开或者提出异议。

“坚持到最后”

11月17日，台球厅确诊一例阳性病人，这是一位15日发现的红码人员，同日，台球室又新增6个红码人员。

阳性病人被转运至医院后，凤阳街道的工作人员与董元兵商量，是否要申请流程，让台球室的所有人都去隔离点。但他表示还希望再坚持两天。

“现在是医护人员上门，连续给每个人做几天单采，如果没有其他阳性，我们这里就还可以继续接收更多无家可归的人。”11月18日，董元兵说。目前，他已将红码人员全部安置到包厢内，整个台球室不进不出，共有123人在里边隔离。

在他给南方周末记者发回的现场视频里，有的人举着手机与网络对面的亲人视频，有的人在吃饭，有的人吃完了在收拾餐具和桌子，他边走边提醒大家，“吃完饭立刻把口罩戴好”，还告诉现场人员，一会要换上新的桶装水和纸杯。

每天还是有不断的求助信息涌向他。除了解除集中隔离的人，鹭江片区也有从医院、方舱回到海珠需要安置的人，向他求助。

11月16日以来，包括公益基金会、爱心志愿者和周围的朋友开始找上他，每天可以给他提供食物和防疫物资。多余的食品、口罩，他于是每天都送到楼下，那里有更多需要援助的人。

这是36岁的董元兵来到广州的第6年。他觉得在广州打过工、当过老板的自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接到最初街道人员打来的那通电话，他已身在海珠区外，本可以直接把钥匙交给台球室附近的工作人员，但还是转了三次车、进入已经交通管制的海珠区。

当时他就做好了直到疫情平稳才离开、把所有人安置到最后一天的准备。他想把身边有场地或者资金资源的同乡、朋友都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让他们流落街头。”

（应受访者要求，田小杰、董书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