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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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