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后，成为“孤儿”的独生女们

　　双亲去世后的“空巢”生活。

　　十年前，“全面二孩”的公布与实施，宣告了“政策独生子女”时代的结束。

　　它结束得并不突兀，三十余年间，“二孩”的卡扣被不断放松，直至解开。当失独家庭、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等不断膨胀的社会问题撑破了“优生优育”的外衣，学界宣布“后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1]。

　　官方数据更新于2005年：全国有0-30岁独生子女人口1.58亿人——这是目前为止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中唯一一次涉及了兄弟姐妹的数量，而后的数据全靠估算。当前社会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在2015年就已超过了2亿人。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失独”父母是个概率性问题，而失去双亲会是每一个正常寿命的年轻人未来将面临的必然问题。当丧亲叠加上“独生女”的标签，处境似乎更加艰难了。

　　户口本上只剩自己

　　心肌梗塞来得很快，2024年初，父亲去世的时候，34岁的大刘刚调动到省会城市工作，等她请假赶回老家时，还来不及过多悲伤，就开始了连轴转。

　　按照当地的习俗，逝者的寿衣需要由子女来穿，听闻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医院催促着家属赶紧联系殡仪馆带走遗体，最终在姑姑的努力劝说下，大刘才赶上送父亲“最后一程”。

　　“我爸的身体很重，我根本抬不动，女孩子的力气是没法穿的”，身材瘦弱的大刘反复尝试，都没有办法顺利给父亲穿上寿衣，最后只能交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大刘很无奈，“那一刻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对儿子那么有执念。”

　　其实，父亲也不是没有“儿子”，大刘的母亲在她高中时去世，一年后父亲就经朋友介绍再婚，有了一个继子。大刘和父亲、继母、弟弟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每次回家都感觉自己像个外人。再后来大刘上大学、工作之后不常回家了，她生活用品也全都没了，“我觉得我爸更在意他们，人家才是一家人。”

　　当初大刘是不希望父亲再婚的，但长辈都劝她说“你爸还年轻，不可能不找，将来也多个人照顾他”。然而当父亲住院的时候，继母的电话第一时间打了过来。“她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全程把自己撇在外边。”最后父亲的住院手续、各项检查，全都落在大刘一个人身上。

　　父亲和护工相处不好，觉得浪费钱，他住院的时候，大刘只能单位、医院两头跑。父亲也不让人省心，尽管他已经因为心梗、脑梗多次入院，医生让戒烟戒酒、清淡饮食还是都被当成了耳旁风。

　　“我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点心理准备”，大刘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这些东西他自己不在意，我也没有办法，不可能说随时守着他。”

　　大刘不是没有努力过，药品都是尽量用最好的，可道理却从来讲不通。在忙碌的工作和看护时间重叠的一天晚上，大刘和固执的父亲起了矛盾，她情绪崩溃了，在病房大哭着叫父亲不要闹了，最后只得到这个男人意味深长的沉默。

　　大刘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但赡养父亲的责任让她不得不慢慢消化负面情绪，最后只能用工作把自己的精力消耗殆尽，来暂时逃避父亲的病、逃避家里的矛盾，“我的工作应酬多，那个时候每天都是醉的，我爸不知道也不在意我的工作压力。”直至父亲去世，几乎是大刘独自承担了一切。

　　小时候，全家都宠着她一个人的时候，大刘觉得当独生女很幸福，但随着年龄慢慢长大，责任也全压在了一个人身上，她开始希望自己不是独生女。“我爸生病那会儿，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如果抛开钱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独生女最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一直都去照顾着。”

　　当初医生建议她父亲做手术，但是手术的效果不能保证，医生让大刘考虑清楚，“这种时候就很需要有人跟自己一起商量一下，这个责任和压力对我来说太大了。”

　　父亲去世那天，大刘回老家一个人买好了寿衣、骨灰盒，在医院给父亲的死亡证明签了字，再去殡仪馆走完了一整套流程，紧接着是社保医保的各类报销，最后给父亲的银行卡、证件等销了户，“我没时间想其他的，整天都在忙。”三天后，大刘回到了工作岗位。

　　大刘从此没再想过轻生，“当这个家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爸爸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最后一样东西。”但是好好活着，也并不容易，这一年来，逢年过节大刘都是一个人，亲戚偶有问候，但是也很少联系了。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些同样丧亲的年轻人在一条条帖子下记录着自己的心情，当户口本上只剩下自己之后，大多数人和大刘一样，忙到只能在一系列“麻烦事”的间隙中，抽空悲伤。

　　保险的保单凭证不知道放在哪里了、父母名下的房产该怎么继承、银行账户上的大额存款需要公证书……这一刻，自己成了家长唯一的“大人”。

　　几十年的悲欢沉浮，在父母离去后变成一场梦。人到中年变成“孤儿”这件事，并不会因为人生阅历的增加而变得更容易释怀。当父母“社会”层面的后事处理好之后，剩下的，是用整个余生去完成哀悼。

　　至于亲戚，失去了父母一辈的联结，疏远似乎也成了必然的结局。

　　突然，努力的方向就没有了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李昀鋆在经历母亲去世后，开始了“哀伤研究”。她访谈了44位丧亲的年轻人，完成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与哀伤共处》，她发现：父母在年轻人正是思索人生意义的年龄去世，会让他们对社会既定的“结婚、生子，找份好工作”这样的人生轨迹产生质疑，甚至会怀疑“努力生活”的意义[2]。

　　大刘用“得过且过”形容成为“空巢独生女”这一年来的生活。

　　“以前我以为我的人生会按部就班地工作、结婚、生小孩，然后给父母养老，现在他们不在了，我做什么都好像没意义了，做出的成绩给谁看呢？”她说自己之前在工作上是很拼的，但是现在感觉已经没有特别大的上进心了，去工作仅仅只是为了有经济来源，维持生活，“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在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也走了，这一年小伊37岁，未婚，陷入了同样的迷茫。

　　2023年，还没能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抽离，在国外工作的小伊一天突然接到了父亲住院的消息。虽然她一直和父亲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但独居的父亲从来不会提起“坏消息”，身体出问题的事情瞒了女儿半个月，直到这时候，她才知道父亲因为感染引起的器官衰竭，已经住进了ICU。小伊回国陪伴了他生命的最后10天。

　　小伊很早就出国上学，然后留在国外工作，她早已习惯了独自生活，但心理上却是一个很恋家的人。父母去世后，小伊说感觉自己一瞬间失去了目标。“很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潜意识里都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从小他们对我要求很高，不拿100分都是‘不合格’，现在他们走了，突然我努力的方向就没有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小伊都在“摆烂”，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想得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但体重却不受控制，1米68的小伊在母亲去世前只有104斤，父亲去世一年后已经涨到了150斤，同时还伴随着失眠。

　　没有成家，更没有儿女，在这世界上已没有直系亲属的小伊，那时候只觉得无牵无挂，假如明天就“离开”的话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从心理上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了，“活不活着都无所谓了，只是还没有想过主动去死。”

　　小伊说自己那段时间最需要的就是清静，她很感激父母去世之后独居的时光，“我可以自由地去怀念，自由地去悲伤，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想吃饭就吃饭”，至于有没有兄弟姐妹分担她的情绪，重要吗？“他们陪我一起哭也不能改变父母去世的事实。”

　　失去妈妈，是孤独的开始

　　大刘完整的家庭，在她初三的时候出现了裂痕。那一年，母亲病了，她清楚地记得妈妈在生日的前一天去了省会的医院。因为出发前一晚大刘精心挑选了礼物，回家后发现妈妈已经早早休息了，于是就把礼物留在了她的床头，那时她以为妈妈只是去大医院做个检查就能回来。

　　考虑到她年纪小，家人也没有给她透露过多情况，直到母亲住院，大刘都不清楚她的病情。

　　后来母亲从医院回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听说是因为医生说已经没法治了。再后来，上高中的大刘在课堂上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在乎大刘内心的感受，包括父亲。

　　大刘记得小时候父亲很疼爱她，虽然经常出差，但每次回来都会带她去商场买很多玩具。再婚后的父亲变了，他已经属于另一个家了，“可能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吧”，那个时候大刘在心理上就已经成了“孤儿”，她和父亲的关系一度闹得很僵。“他从头到尾就没考虑过我，如果你考虑过我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遗留问题了。”

　　大刘说的遗留问题，是母亲去世时留下的一套房产。

　　这套房产后来被做生意需要资金的父亲卖掉，房款一半还给了银行，一半购置了新房，而这套新房落在了继母儿子的名下，大刘此前毫不知情。“那栋房子当初是我妈妈家建的，这笔财产算是她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是我一定要争取回来的东西。”

　　因为这套房子的纠纷，她还做过一个梦，梦里母亲告诉她这套房子的问题等到今年再解决，别的也没有多说。“这些年我很少梦到妈妈，只有在非常绝望的时候梦到过，上一次还是在我爸去世的时候。”

　　到现在，继母和儿子依然住在这套房子里，大刘说会用法律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哪一步都还没有解决”。

　　小伊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也是从母亲毫无征兆地确诊了癌症之后开始变化的。

　　作为独生女，小伊的成长得到了父母“倾尽所有”的资源和爱。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3]，母亲坚持送小学毕业的小伊参加了一个月费用近2万元人民币的加拿大夏令营，即便父母都是在各自领域杰出的科研工作者，这笔开销仍然是巨大的。小伊在那个暑假一半时间学英语，一半时间去到了白求恩故居、尼亚加拉瀑布……

　　父母忙于搞科研，35岁之后才生小伊，她知道父母的精力如果要进一步分摊的话，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无法得到全力的培养。母亲积极主张的那段夏令营经历，为她学习新的语言、出国留学工作埋下了铺垫。“当时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就不会有机会参加夏令营了，经济上真的承受不起。”

　　从小母亲是家里管事的那个人，她病倒后，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也开始坍塌。

　　小伊的母亲在家中排行老大，做事风格就是喜欢一个人承担起大部分责任，这样的习惯一直带到了他们的小家庭。在她去世之前，小伊和父亲都不知道家里的存款数目、钱放在哪、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母亲去世赶上了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小伊在国内又停留了一年，她和父亲一边怀念母亲，一边学习记账、理财，整理家里的东西“我觉得那段时光现在想来还是挺怀念的。”

　　父亲的去世稍微冲淡了一点小伊失去母亲的悲伤，因为她开始复盘父亲的事情，陷入了内疚和后悔。

　　虽然小伊不喜欢预想没有真的发生过的事情，但在父亲这件事上，她对独生女是好还是坏的评价有了一丝动摇。“假如我有一个兄弟姐妹的话，在我出国的时候，他可以在家里陪伴我们的爸爸，也许爸爸那个事情就不会发生。”

　　2021年，阿青母亲去世的时候，她33岁，同样是因为癌症。

　　她的父亲还健在，但在她初中的时候，父亲出轨并执意离婚，孩子、房子都不要，只要和“真爱”在一起。一开始父亲还会给她一些生活费，到后来渐渐就不再联系了，一直到阿青的母亲去世，父亲也未露过面。

　　母亲住院的时候，阿青和护工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有一次母亲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护工还没赶来，她只能一个人推着笨重的手术床回病房，阿青调侃自己还好只需要管母亲一个人，去年她同事的父亲、孩子、婆婆同事生病，两口子都是独生子女，根本照顾不过来，眼看着她憔悴到不行，每天都不想说话。

　　母亲走后，阿青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她已经连续三年一个人吃年夜饭、看春晚，习惯了独居的生活，也不觉得孤单了。唯一让她感到无助的一次是自己高烧在家躺了两天，没力气出门拿外卖，更没力气做饭，于是硬饿了两天，“当时觉得一个人好惨。”

　　不过等恢复之后阿青的这一想法随即改变，她庆幸只是一个人生病躺着，而不用拖着病体照顾另一个人。

　　有了那一次的经历，阿青开始担心自己某天猝死在家中都没人知道，于是把紧急联系人和备用钥匙的位置告诉了同事，约定好如果失联超过两天就直接去她家看看。“我没什么牵挂，假如得了癌症，就不治了，最后时光多出去看看。我不怕猝死，但特别怕瘫痪这类需要人照顾的病，死也死不了，好也好不了。”

　　成年“孤儿”接下来的生活

　　大刘最近恋爱了，男友的出现并没有让她的生活找到落点。一开始大刘会下意识想要依赖他，但理智告诉她要清醒一点，“像我们这种经历的人，需要更好地向内求，过度依赖别人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对于父母去世的事情，大刘没有隐瞒，不过自己的经济状况，她从没有透露过，“你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凡事还是有所保留，不要全盘托出。”

　　大刘早已签好了器官捐赠协议，准备将来生重病的话就不治了，把自己有用的器官和钱都捐出去做善事。对于家庭，她说如果要生孩子的话，前提条件一定是要给小孩完整的家庭，不希望下一代重走自己的路。

　　小伊把父母的手机带到了工作的国家，定期充值，定期发消息问候。不久前小伊结婚了，登记那天她给父母发去消息“我今天登记了，好希望你们能看到”。

　　小伊说自己的先生是个“没心没肺”单纯的人，她在精神上信任和亲近他，其实生活上并不要别人帮自己做什么。

　　生活的秩序还是没有回来，不过小伊开始运动了，经历了这场暴雨，小伊说只有“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现在说不害怕死亡，但如果将来有了孩子的话，我觉得我心态会变，可能就会更害怕自己生病或者死亡，因为生命对我来说有另外一种意义了。”

　　阿青现在一个人过着有猫有狗的生活，她能无压力地保持单身要得益于身边没有长辈催婚。父母失败的婚姻让她对感情有很大的不信任感，“也没遇到合适的人，不想将就。”虽然阿青也没有排斥将来的缘分，但是她坚定地表示不会生孩子，因为“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人生”。

　　至于网上那些关于“独生女被吃绝户”的传言，阿青很直白“不担心，因为我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