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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在24日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重申“美国例外论”,称美国插手别国事务时心存“来之不易的谦卑”,目的不只是狭隘地捍卫美国利益,更是关照全世界的福祉,二世界的危险就来自于美国无动于衷所造成的领导真空。但以中东为例,美国所为无非是例外论掩盖下的利己主义,例外与不例外,全以美国利益定夺,正如普京总统所警示的那样,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傲慢又危险。虽然美国一时间尚难扭转或摒弃这种“例外”传统,但最起码可以抑制这种看问题、观世界的思维模式,否则,老是披着道德优越感的外衣而谋私利,美国各种意图与野心必然昭然若揭,终究还是在愚弄自己、更是在祸害他人。
当然,“例外论”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被披上道德优越的外衣,而是经过了历史的层层建构。在美国建国之初,有感于新大陆勃然而兴的庞大共和政体,例外论是欧洲政治学家对美国的概括。例如,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笔下,美国的例外在于其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共和主义及放任自由的社会风气与欧洲的差异。在那时,例外论不过是对美国独特发展道路的描述,“美利坚精神”并没有附带任何道德上优越的意思。“山巅闪耀之城”的说法也只是宗教扩张冲动下的情结。
但在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中,这种感觉被拓展到了国际领导角色的层面,从肯尼迪到里根,他们认为“山巅闪耀之城”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一些保守派学者如利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论述中,例外论被加上了一层道义上的自我优越感。对这种优越感和责任感,哈佛大学国际法巨擘高洪柱(Harold Hongju Koh)阐述得非常清楚:“美国真正的例外,在于她构建、维持、推动以国际法、民主、人权为的鹄的之国际体系的意愿、能力和资源。”美国是唯一能担此重任的国家,她振臂一唿总会应者云集,科索沃便是一例。伊拉克战争,则是小布什政府以单边主义响应例外论。但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如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则世界只能目睹悲剧的发生。
24日在联大的演说中,奥巴马正是用这两个例证来唿吁多边行动,并略带威胁地说,如果国际社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则只能拿万人冢的“冷酷逻辑”来搪塞自己的不作为。奥巴马说,世界需要行动,行动需要领导,威胁不在于美国插手他国事务,不在于充当世界警察,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着“来之不易的谦卑”;相反,威胁来自于,倦于十年战争、困于国内事务、慑于穆斯林世界的敌意,美国的畏葸不前将导致世界领导的角色出现真空。
有鉴于此,在眼前的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不愿重蹈覆辙,应该保持“接触”。尽管“某些人”并不赞同,但他相信美国的例外,因为美国不仅仅只是狭隘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更关照全世界的福祉。
这句话,显然是说给普京听的,言下之意你帮着阿萨德苟延残喘,无非是为了一己私利。普京并不讳言叙利亚局势对俄罗斯的利益,但他更希望挑破美国在例外论掩盖下的利己主义。在奥巴马9月10日的全国演说后,普京接过“例外论”的话茬,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告全美人民”的“宣言”,其中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国例外论”,指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那种自视“例外”于列国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奥巴马曾说,他之于美国例外论,恰如英国人之于英国例外论,希腊人之于希腊例外论。在一些美国保守派眼里,此论是将“例外论”泛化、平庸化为爱国主义,但在普京看来,管它是“例外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统统都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可这种利己主义,奥巴马在联大的演说中竟不打自招。他称说只要同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有时”也会和一些“并不满足最高国际准则”的政权合作。人民的眼睛当然是雪亮的,远的可以有“美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可以有先得里根(Ronald Reagan)支持后被小布什(George W Bush)一锅端的萨达姆(Saddam Hussein)。前者人权记录劣迹斑斑,却因为敦睦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及反恐的需要,而得到美国的支持;后者是新保守主义希望改造成中东“民主样板”的独裁政权,却因里根深怕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得势,而被美国默许动用化学武器。
近的,便是埃及7月变天后的军方。奥巴马演说中所说,指的显然是这一层。同样是为了埃及的“中东稳定器”作用,以及美国在苏伊士地区及埃及领空的特权,在军方血腥镇压示威者之后,美国的M1A1主战坦克仍源源不断地开进埃及军方的军火库。除了口头上的警告,奥巴马政府拒绝将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的倒台定性为政变,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而在叙利亚问题上,普京此前痛陈军事行动将触发的恶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为叙利亚政府开脱,另一方面在联合国阻杀任何含有动武内容的决议案。而奥巴马的这次联大演讲,无非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为动武背书。这一次,利己主义这次算是用到他自己头上了,为他那恐怕是有口无心画的那条“红线”。直到演说中,奥巴马还是在拿推理而非铁证作为军事行动的论据,按他的说法,如果已有证据推不出阿萨德政府动用化学武器的结论,那么“简直就是对人类推理能力的侮辱”。
在美国国内,反对动武的人主要有两点质疑:第一,在化武事件之前,叙利亚内乱已经导致逾十万人死亡;第二,美国政府根本无法证明化学武器的动用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死十万人可以无动于衷,8月21日的一千多条性命却让美国政府执意“大加天挞”,对反对者而言,这些人是怎么丧命的还有那么重要吗?化学武器可以杀人,而常规武器,尤其是在阿萨德政权得势的时候,照样可以酿成更大的惨剧。奥巴马现在要唱这一出,摆在那里的无非是超级大国总统的那张脸面。现在普京给他一个台阶下,他就下了。国务院不敢贸然应承克里的“口误”,奥巴马却说抓住机会说是G20早就和普京谈好了,却又一直在咬住动武的可能性不放,这不是“来之不易的谦卑”,这是无畏且傲慢的厚脸皮。
也许是有感于美国霸权的江河日下,奥巴马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因为“全世界惨绝人寰的事天天都有,美国却无法处处替天行道”,在24日号召动武时也表示要谨慎对待“可以纠正种种邪恶”的念头,但这位世界警察似乎觉得自己不能金盆洗手,因为美国是“世界的楷模和希望”。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讲,美国人自认为这是他们的天赋使命,上帝终会站在美国这边。里根曾引用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话说:“上帝把受苦受难的人类的命运交到了美国手里。”小布什也说:“我们接到来自九天之外的感召要伸张自由。”就是这样一些观念,让美国的“例外”变得既傲慢,又危险。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这使美国人在地球上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有义务或有责任“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以美国独特的模式完成对全球的重塑。“美国例外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对美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根源。
美国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过程也就是把美国的“特殊性”转变为全球的“共同性”的过程。这样,美国向全球传播自己的文化在理论上便具有了“正当合理”的解释。当然,这只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愿望而已。美国的全球扩张会给其他文化带来巨大的挑战或威胁,并不会由此改变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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