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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在美国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延烧将近一个月。
3月8日,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庆功会上,一名女记者声称被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莱万多夫斯基拉扯手臂受伤,接着其他在场记者佐证并流出音视频,但莱万在推特上矢口否认并称对方“臆想”。女记者被支持特朗普的就职媒体冷处理,内部“禁言”邮件传出,数位工作人员随后辞职。
该记者被迫报警,警方获得现场监控录像证实确有此事并起诉莱万多夫斯基,特朗普则继续辩解。由于该活动场地为特朗普自己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特朗普团队显然早就对拉扯一事知情,其隐瞒事实的做法遭到美国媒体的口诛笔伐。特朗普被迫在4月2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栽。
那么媒体为何要“无事生非”,在这小事上“大动干戈”呢?因为他们终于在这件小事上找到“定义”特朗普的逻辑和方法。
在美国大选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定义。成功的定义自己可以塑造光鲜的公共形象,成功的定义对手则可以展开有力的攻击。在竞选中,我们会看到“建制派”、“局外人”、“社会主义者”、“华尔街代言人”等各种标签插在不同的候选人的头上,可以成功的将他们复杂的政策主张简化为情绪性的语言,直接诉诸不同选民的情感。候选人们围绕着这些标签展开竞选叙事、制订攻守策略。
但这些标签有时候太大、太空洞。简单的定义如“局外人”,放在特朗普、卡森、菲奥丽娜身上都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就需要对定义进行进一步细化与区分。而“定义”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从秀履历成就、家庭经历,到公开发言、电视辩论、媒体访谈,再到具体政策、争议事件的立场表态,候选人的政治形象、领导风格、政策主张逐渐被了解,并被不断的深入或修正,找到能够最精准描述自己或对手的标签,就能发挥最大的宣传功效。
在这次选举中,最擅长定义对手的就是特朗普。他定义杰布·布什“低能量”、定义科鲁兹“骗子”、卢比奥“小马尔科”等等都引得选民和媒体的共鸣,成为这些人身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不少候选人仅仅为了摆脱这些标签就筋疲力尽,每天记者前来询问的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要他们回应特朗普的言论,导致他们根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政策宣传,落入特朗普的口水战,然后被口水战经验丰富的特朗普击倒。
而在这件“拉扯记者”事情之前,不管是特朗普的对手,还是反特朗普的媒体,他们都很难用传统的政治标签去定义特朗普。作为政坛新人,特朗普没有过去的履历制约,在很多政策领域特朗普要么就是一片空白,要么就是立场反复表态含糊,让他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般的自由度。
另外,在竞选初期几位狠批特朗普的候选人因为自身影响力有限、加之没有得到其他人支援,因而也没能成功把他“钉住”。可以说特朗普团队成功贯彻了“让特朗普做自己”这一竞选方针。
川普的行为符合他一贯作风:霸道总裁的强势形象,被主流媒体“迫害”,昂着头绝不认错,等等。
但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特朗普的言论以及政策立场也逐渐积累了一定程度,媒体和对手也逐渐掌握更多的“素材”,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像“竞选经理拉扯事件”这样的机会来把特朗普给“定义”住。最后他们给特朗普下的定义叫“不负责”。
和特朗普犯错的情况不同,这次事件本质上是一个“非受迫性失误”:事情发生在特朗普的地盘,人证物证都在特朗普的掌握,在警方介入之前特朗普团队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情经过,而该记者之前甚至还是为支持特朗普的媒体工作,理应比其他主流媒体更偏向特朗普。就像特朗普自己在《纽时》采访中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让莱万多夫斯基直接道歉可能就没事了。然而即使在监控录像视频发布之后,特朗普仍然为莱万开脱,从对方身上挑错,不愿承认错误在自己人身上,甚至没有道歉和惩戒。
当然,特朗普这些做法某种程度上符合特朗普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定义”:霸道总裁的强势形象,被主流媒体“迫害”,昂着头绝不认错,不会因外界压力做决定等等。但同时,这也揭示了他的一个心理认知上的不足,那就是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动辄上升到“敌我矛盾”,时刻处于“区分敌友”的状态。这样的心理认知反映在他的政策上就是找外因:美国人没工作是因为中国日本耍诈,美国社会问题是因为墨西哥送来杀人犯强奸犯,美国面临威胁是因为穆斯林,所以要给中国45%的关税、在美墨边境修墙、要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并监控穆斯林社区等等。而这几个政策恰好是他少有的能保持一致性的政策。
这样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认知在处理外贸、反恐和移民问题上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内却面临极大的局限性:“我们”是谁?美国的少数族裔是“我们”还是“他们”,共和党的其他派系是“我们”还是“他们”,民主党人是“我们”还是“他们”,竞选中的抗议者是“我们”还是“他们”,甚至特朗普支持者中那些极端分子是“我们”还是“他们”……
甚至在对外问题上,这种看似清楚直接的逻辑也有一定局限性:美国的盟国算是“我们”还是“他们”,对美国犹太人有极大影响力的以色列算是“我们”还是“他们”?特朗普自称“团结者”(unifier),可沿袭这种思路恐怕并不足以团结其他派系来“重振美国”,而美国的分权体制恰恰是来防范特朗普在推特上鼓吹的“我一个人能解决问题(I alone can solve it)”这一现象的发生。
而且这种将问题归咎于外因的做法本质上就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因而也不愿承担“我们”的责任,反映在国际事务上就是特朗普“对解散北约持开放态度”、“支持日韩发展核武器”等颠覆美国自二战以来构建的国际安全秩序的主张。
固然,美国国力遭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严重损耗,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就处于不断收缩的态势,但过度的放弃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上的责任同样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比如奥巴马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的犹疑不决、前后矛盾最终酿成恶果,不仅该国内战不休,还间接促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和欧洲的难民危机。
民选总统毕竟要履行公职,民众真的敢把核按钮,交给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大嘴吗?
特朗普作为局外人在某种程度上比浸淫政坛多年的建制派们更接地气、能更为敏锐的察觉到当下美国存在的许多问题。但这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作为局外人,他对于重要的政治政策议题的复杂性以及政府所受到的各种制约与平衡缺乏了解,这导致他提出的很多方案有时候自认为有效,实则简单粗暴。有时候局外人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很多主张其实都曾经被其他人考虑过甚至实践过,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放弃了。这些“原因”有些可以通过改革来化解,有些则根本就是美国政治体制所必须,如三权分立和反对党等机制根本无法通过常态政治能解决。
而他这种“不认错不负责”的作风对他的支持者来说毫无影响,反而可能会让他们更认准了建制派伙同起来反对特朗普,但对于为他背书的政治家和公众人物来说则非常棘手。因为特朗普的言论和主张有时候一天几变(如反堕胎立场),所以即使没有利益冲突,他的政治盟友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为他辩护。就像特朗普坚定支持者、著名保守派评论员安•寇特忍不住说的那样,特朗普这些“脑残”(mental)的行为,就像是要她不停的去监狱里保释16岁的儿子那样。寇特是最早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人士之一,她都如此煎熬,其他看在眼里的潜在盟友在决定是否要为特朗普背书之前肯定会多加掂量。
这种“不认错不负责”的言行对于作为公司老板的特朗普来说也许问题不大:公司是我的,我说了算。但是对于民选总统就不一样了。总统虽为一国元首,毕竟是履行公职,需要对全体民众负责。特朗普如此行事,很难不给自己招致一个定义指向相当不利的问题:就是对于这样一名不愿承担责任的大嘴,作为民众你敢把核按钮交给他吗?你愿意把总统的责任让他来担当吗?或者说,当遇到一个不会错的总统,这届美国人民够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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