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倒吸一口凉气：那年我带儿子去朝鲜

　　时报内情”专栏为读者呈现《纽约时报》报道的幕后故事。在这篇文章中，时报记者克雷格·S·史密斯(Craig S. Smith)讲述了他在2015年4月带着儿子特鲁(True)去朝鲜旅行的经历。他曾携家人在上海、巴黎和香港生活。

　　22岁的美国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让我感到心痛，他在植物人状态下从朝鲜被送回家后，于周一去世了。他的错不过是：年轻、好奇，可能有点淘气，但肯定是太天真。

　　瓦姆比尔的遭遇令我不寒而栗，这不仅是为他悲惨的命运，也是因为在瓦姆比尔被捕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朝鲜，而且还带上了我十多岁的儿子。

　　外界一直很流行把朝鲜当成一个俗气的玩笑。专注于千禧一代的媒体公司Vice在那里拍摄了一些既娱乐又尖酸的视频。他们陪着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去见金正恩(Kim Jong-un)，但罗德曼似乎不认为这趟旅程是一个噱头或乒乓外交。朝鲜不是一个笑话，瓦姆比尔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去朝鲜的游客大多是中国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有点让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但也有一些公司将朝鲜作为一个旅游地推销给西方游客。他们把本身有些可怕的旅行进行欢乐而离奇的包装，然后将目标指向寻找冒险经历的年轻人。平壤啤酒节就是一个典型的宣传项目。

　　但这些旅游公司只是代理。人们一旦越过边境，就会被朝鲜旅游局接手，然后被领着进行固定的旅游行程，朝鲜这么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少地暴露这个国家贫穷的一面，同时又带来它所急需的硬通货。大多数人体验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参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念碑和巨大、空旷的广场；在巨大的国有餐厅用一些随意的餐饭（炸鱼和一堆切碎的卷心菜），在平壤地铁中短暂地乘坐一站——这是大多数游客真正接触到朝鲜人的唯一机会。

　　我一直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感到好奇。也想让我的至少一个儿子在这个斯大林风格的国家消失之前看看它，这样他们就能明白中国在我们去那里生活之前是什么样子。

　　我在中国生活过20年，当时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蓝色、绿色或灰色的衣服。没有私家车，街上拥挤的是自行车车流。餐厅是国有的，没有商业广告，人们跟外来者说话都是一些让人抓狂的宣传套话。我想让我的儿子明白，中国变成他们如今所认识的这个遍布购物中心和办公楼、日益由消费者驱动的活生生的国家，经过了多么遥远的路途。

　　我通过一家旅行社预定了一趟朝鲜私家游。

　　旅途的开始有点波折。在离开香港几小时前，我误将护照放进了洗碗机。拿出来的时候它皱巴巴的，像褪色的牛仔布花，而且在我抵达中国换乘一架俄罗斯产图波列夫(Tupolev)飞机时，它依然是湿的。一位中国移民官闻了闻护照，咨询了他的上级，才放我通行。朝鲜移民官看起来没那么疑心，尽管这护照看起来像被做了手脚。

　　我和儿子在机场见到了我们的朝鲜导游：一位拿着名牌包的健谈女子，还有一名身着西装的沉默男子，他几乎没有讲话，显然是来倾听和观察的。

　　导游指示我们不要拍建筑工地、军事建筑或士兵——在一个每100人里就有5人穿制服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小的限制。他们也嘱咐我们，在拍朝鲜开国元勋金日成(Kim Il-sung)和他儿子金正日的雕像时，一定要拍全像，不要漏掉腿或头。

　　我们从机场直接被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带去位于平壤中心的万寿台，参观这两位的雕塑——他们被称为“将军”。在那里，我们被警告不要嚼口香糖，或把手插在兜里站着，也被告知要从一个售货亭买花束，在雕塑前鞠躬，然后把花放在雕塑脚下。之后，我们才被带往流经平壤市区的大同江中一座岛上的酒店。

　　我们入住的这座破败的酒店，正是瓦姆比尔在自己那趟灾难性的旅程中所住的地方——大多数西方游客都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几乎是空的，但我们被警告不要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到大门外去冒险，否则就会“造成问题”。入住的第一晚，我们的女向导在要离开的时候又转回来，要我们承诺不会离开酒店。

　　我们没有离开。

　　作为替代，我们晚上在地下娱乐室消磨时间，在维护很差的场地打保龄球（球瓶经常自己就倒了），或在中国人运营的“赌场”玩21点。

　　旅行期间我们去了不少地方，从北部的山区到南部的非军事区。尽管在城市之间穿行时禁止拍照，但我还是偷偷拍了一些，这让我儿子非常震惊。朝鲜的乡村看起来和亚洲北部的许多地方类似——在4月是干的，一片棕黄色——有牛在拉车，也有少量机动车。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被粉刷过的村庄是那么井然有序，每一片有耕种潜力的土地——哪怕是陡峭的山坡——都被犁过和种植了作物。当然，我们是行驶在对外国人开放的道路上：谁知道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是什么景象。

　　我知道我们在北边过了宁边核设施又开了10英里（约合16公里），在另一头过了臭名昭著的14号劳改营后又行驶了大约25英里（约合40公里）。每次请求停下来看一看朝鲜的生活，哪怕是城市里的商店，都遭到了拒绝。

　　车行驶途中，两位导游问我的问题几乎跟我问他们的一样多。他们多次问到我的工作。在申请签证时，我说自己在北京管理一家翻译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我当时是《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总经理，那里会将时报的文章翻译成中文。

　　不过，他们的问题让人些点不安，我尽可能微笑着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们谈论了许多有关朝鲜有多少间谍的话题，我意识到我其实不该带儿子来这里。

　　最后一天，儿子问我们能不能再去看看两位将军的纪念雕塑。两位向导一脸迷惑，甚至有点不安，但他们同意了。到那以后，我的男向导一度不见了，不过后来他又加入了我们。在回去的路上，他和我走在我儿子和女向导的后面。

　　“你们为什么想再去看将军的雕塑呢？”他问道。我解释说是因为我们的旅行是从那开始的，我儿子也想在那里结束。在我们走向一座附属建筑物时，他陷入了沉默。“你会把这写下来吗？”他最终问道。我想象着有人递上来一本访客留言簿，供游客写下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然后回答说是的。

　　一名男子从那座建筑走出来，他们协商了一下。然后导游说，我只需要把理由再跟他讲一遍，他会进去解释。我重复了刚才讲过的话。因为好奇，我跟着他进了那座建筑。

　　里面没有留言簿，但有一群身着军服的男子。看到我出现在那里，他们似乎有些恼怒，做手势让我到外面去。过了一会，导游出来了。“他们满意了，”他说。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受到了怀疑。考虑到瓦姆比尔的遭遇，现在回头看，这整个旅程都是一场没必要的冒险。有关我身份的困惑，我那皱巴巴的湿护照，还有那些偷偷拍下的照片——有些漏拍了金日成的头——都可以轻易地被用来解释成有恶毒的意图。

　　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我拿起一份英文版的《平壤日报》(Pyongyang Daily)。“核武器将终结朝美僵局，”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指的是美国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前的不和。

　　“朝鲜会推进这场伟大战争的日程。”

　　有许多人说我当时的行为很傻。但人们很容易低估去朝鲜这种地方的危险性，会觉得它不是真的。

　　瓦姆比尔很天真，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