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感受到民粹主义的压力

　   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加入挑战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这凸显出超富人群已经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一个世纪以来，亿万富翁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或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根据研究公司GlobalData的数据，截至2018年的5年间，全世界身家达到10亿美元的富翁数量增长了55%，至创纪录的2230人。这是19世纪末美国财阀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财富最为集中的时代。

       许多富人从互联网和数字化推动的革命性技术变化中获益，这种变化在从出租车到金融工程的一切领域创造了财富。有数百人享受了不成比例的益处，建立起被批评者谴责为垄断企业的跨国企业。

       政府、监管机构和税务官员一直难以跟上事态发展的步伐，往往让亿万富翁和他们的顾问们得以制定游戏规则。吃亏的人——尤其是受到巨变冲击的产业里的工人，以及依赖这些产业的地区的居民——一直对这一切感到愤怒。

       政治人士已呼吁采取强硬措施来应对，尤其是出台限制贸易的措施、惩罚性课税（特别是针对外国实体）、限制移民以及对经济权力的集中化进行打击。最开始这只是民粹主义边缘群体的几声愤怒的呐喊，现在已经成为主流。

       与布隆伯格竞争民主党提名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的财富税计划，招致亿万富翁的批评，这场争论在全球各地都引发回响。高盛(Goldman Sachs)前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Twiiter上表示：“丑化某个群体中的人也许有益于她的竞选，但无益于这个国家。”

       在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竞选活动中警告亿万富翁们，如果他当选，他们可能“要缴多得多的税”。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执政伙伴——提出的口号是“让所有人富裕，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发财”。

       亿万富翁们在努力反抗，尤其是在努力保卫他们的企业，但在从工人薪资、企业税到数据管理等领域，他们节节败退。

       许多国家在提高最低工资，其中最突出的是英国。同时，经合组织(OECD)中的发达经济体已采取相互配合的措施，以阻止企业通过把高税率国家的利润登记在低税率的司法管辖区来实现跨国避税。在数据方面，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2018年发布时，人们认为它特别严格——逐渐成为全球标准。

       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是专门针对亿万富翁领导的企业的，但每一个都对亿万富翁以及他们的形象产生了影响。

       例如，社交媒体公司Facebook曾被认为是总体上有益的沟通工具。如今Facebook因为它使用数据的方式和对数据的滥用，面临着多项监管挑战。该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被视为是一名有用的极客，现在则被认为是民主的威胁，批评他的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除此之外，还有人呼吁对亿万富翁征收更高的税，特别是在美国。像微软(Microsoft)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样的富人原本支持征税，但是沃伦计划的是征收财富税，而不是像盖茨支持的那样提高所得税，这个计划令美国富人感到恐慌。她计划对5千万美元以上资产征收2%的超级百万富翁税，并对10亿美元以上资产征收4%的“亿万富翁附加税”（总税率为6%），这令富人们害怕。

　　世界最大的私人财富管理机构瑞银(UBS)的超高净值客户部主管约瑟夫•施塔德勒(Josef Stadler)在11月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现在有一种批评财富积累的自然倾向。有时会有人担忧，一个新贵族阶级即将诞生。”

       他表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对亿万富翁不公平——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通过承担其他人避之不及的风险改变了一个个行业的面貌，对此应该给予承认。“我不是说亿万富翁应该被当作英雄，但至少他们（的功绩）应该得到承认。”

       然而，这在当下是个很难被接受的观点。如今，不仅是工厂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连中产阶级都感受到他们因为技术变化和全球化而被落在后面。他们的生活水准下滑了，至少相对而言是如此。

       经合组织表示，其成员国最富10%人群的平均收入约为最贫穷10%人群的9倍，25年前这一数字是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