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机制角度看川普感染新冠病毒

吕恒君评论文章：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10月1日晚宣布感染新冠病毒以来，世界舆论空前震荡，甚至引起股市短暂波动（华尔街股市2日开盘道琼斯指数一度下挫近300点）。同时，各种不信任、不确定性及不安情绪也开始涌现。某种带有危机气息的社会乱象似乎呈现。

在不信任情绪方面，包括德法媒体在内，都曾对川普是否真正染疾产生过本能的质疑。由于川普在9月29日的第一次辩论中因策略失误而暂时处于不利阶段，人们质疑其有可能迅速改换策略，以悲情牌企图赢得选民同情。但随着更多白宫现状的报道及细节的涌现，德国《时代在线》率先基于事实线索否定了这一假设，但同时也秉持一向的批评性思维指出：悲哀的是，正是川普自身一点点埋葬了人们对总统权威以及对他本人的信任；而人们现在的猜测，其实不过是其自己埋下的祸根。

在不确定性方面，由于川普总统本身属于高危人群，再加上新冠病情发展的不可控特性，其健康情形在接下来几天很难有充分的把握；毕竟在美国新冠病亡者中，80%的年龄高于65岁。而川普总统不仅同时存在高龄（74岁）与超重（243磅）两方面危险因素，而且因总统选举造势而疲惫，又似乎不愿好好休息。纵使其在美国国家军事医学中心能接受最优良的治疗，但在未来几天仍然无法排除健康方面的种种突发性可能，如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感染期间所经历的那样。

而民众的不安甚至恐慌性情绪普遍在于：政府职能该如何延续？美国总统选举是否能如期举行？两大选举阵营的冲突是否会趁机加剧而造成社会危机？在国际关系方面则聚焦于，包括贸易战及南中国海纠纷在内的国际争端是否会升级为武力冲突？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在面对纷乱的信息时，首先基于危机机制的科学理论而进行考察。

从危机机制来看，川普感染新冠引发的各种危机现象均属于社会系统之中的危机。相对于另一种自然界危机，其本质特点是大规模的出现问题的社会功能性障碍。但其持续时间一般说来较短，主要的克服机制在于决策情况：如果采取迅速而积极的路线，有望平缓达成转折点；如果是长久的消极路线，则会带来真正的衰败。

在此框架内进行考察，或许能透过目前种种混乱，对白宫方面的执政情况及选举情势稍有一些明朗、清晰的洞见。

首先，无论川普的病毒感染是来源于其高级助手希克斯，还是来自于提名大法官候选人士巴雷特的白宫花园集会，都表明川普核心团队已遭病毒攻击而发生沦陷，甚至在未来几天无法排除感染范围的继续扩大。但与此同时，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于川普染疫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明确表示白宫将有能力保持正常行政运转并有妥当安排预案。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川普总统本身尚在军事医院的总统套房中正常行使政权，并通过推特、私人律师、主任医生的信息发布以及亲自乘车兜风、向选民致意等方式，表明其状态良好，也希望尽快回到白宫工作。

二是，如若川普总统在此期间病情恶化，美国宪法早已提供有效的政府职能保障方案。根据1965年的宪法第25修正案，总统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职责时，可以毫无障碍地将权力短期内移交副总统，并于健康情形好转后收回。而且，这项法律迄今已顺利使用过两次，分别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与小布什因病医疗检查期间。如若川普总统病重或发生不测，现任副总统彭斯将毫无悬念地进行取代。如果彭斯也无法履职，下一位顺位接替的是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她目前已正式表态做好准备。如若80岁的佩洛西也发生意外或染疾，总统权力将临时移交给参议院临时议长查尔斯•格拉斯利。如果87岁的格拉斯利也因种种原因无法履职，总统权力则应传于内阁国务卿蓬佩奥之手。虽然彭斯之后的权力移交或将引起一些法令旁支的争执，但总的说来仍会在宪法框架之内进行，也不排除紧急情况之下修改一些法案的可能性。

而在美国军事与外交方面，虽然美国战略司令部向《华盛顿时报》否认最近领空行动与川普染疫有关，但客观观察，其已顺利启动准战时危机体制，或已做好准备。在川普总统宣布感染之前半小时，美国海军两架E-6B“水星”（E-6B Mercury）通信中继机已同时升空，在东西海岸展开战略警戒。台湾中央通讯社引述美国军事专家艾克塞（David Axe）报道：E-6B实际上为美国五角大楼的空中核指挥所，能在非常状态下由总统或国防部长下达作战命令，以指挥洲际导弹、核潜艇及轰炸机等战略武器，对敌对目标实施精确的毁灭性打击。它们的同时启动，说明美国已实际提高国防预警，抑或进入准战时状态，以防止任何来自美国外部的可能性威胁。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美国由于体制具备延续性，也具备法治国家的宪法保障，以及有条不紊的政府规划系统等，其已在大致的社会框架内将危机重要防范措施启动到位。而在此框架之内，危机的具体处理方式，总的说来不会因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大幅度转移，也较少受到当权者客观执政能力的牵制。纵使发生种种内部纠纷，也应仍然属于有望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范畴。因此，即使其存在短期的过渡性混乱，危机的主核（即社会功能性障碍）并不会长期真实地存在。因此，川普感染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冲击力，本身并不会造成美国社会的全面危机或衰落。

其次，危机的另一评估要素在于决策者对一系列危急情况的关键反应，甚至包括当事人情绪的绝望与恼怒等。虽然目前包含医疗信息在内的报道有一定混乱度（譬如川普疫情确定的具体时间），但从川普总统本身的行为来看，他有条不紊，在公众面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甚至是一反常态的冷静态度。这使得紧急状态更具备某种意义上的可计划性与可预测性。而目前看似混乱的一些现象，譬如白宫潜在的感染因素与急需增强的隔离措施等，其实属于相对短暂的过渡期。

毫无疑问的是：川普总统在处理新冠疫情时，面临着巨大的个人信任危机；而在9月29日的首场总统辩论中，也因急躁的态度暴露出对选情控制的不自信。这虽导致其暂时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其面临的个人危机却属于可以克服的细化的主题化危机。主要分析如下：

在总统大选竞选方面，首场总统辩论本应聚焦于执政成绩、经济措施、种族冲突、新冠疫情、大法官任命等关键热点，目的在于争取目前尚未决定态度的中间派选民（6%-10%左右）。但川普在开场后不久就屡次打断对手拜登的陈述，导致辩论场面空前混乱而充满人身攻击性。其“霸凌”与“狂妄自大”的形象不仅导致一部分选民失落，也凸显其战略性失误及担心失败的心理危机。

据德国之声报道，首场选举辩论之后，拜登以48%的支持率胜出川普的41%，支持率优势甚至强于2016年同期希拉里对川普的优势。但是，目前川普总统的感染，亦仍有可能扭转这一局面：或因其坚强抗疫、辛勤工作的形象而获取中间选民的信任感与同情心；或因美国总统在面对灾难病痛时的象征身份，而产生源于人道主义的民间凝聚力。有分析人士或者报道指出：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感染之后也反而赢得空前支持率，创造出近几十年英国首相支持率的最高纪录；而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入院之后，其支持率也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况且，美国文化中本身素有“Rallying round the flag”（在危机时刻团结一致）的民间传统。

其次，如若川普总统迅速痊愈，或者坚持工作直至痊愈，反而也从某种程度证明其抗疫路线的合理性，并扭转民众对其处理新冠疫情不当所形成的不信任感。亦即此事印证川普一方的观点：病毒攻击重点仅为虚弱的体质与基础病患者，不需以封城等激烈手段限制人身自由，不需以过度的经济牺牲为代价等。虽然目前美国已有超过20万例的新冠病毒死亡记录，数量为世界第一，川普本人也在轻视科学、漠视公共卫生准则方面一直遭受激烈批评（如战略错误性地忽略社交距离及口罩的作用），但当其本身染疫并以身作则地采取规范的矫正行为时，或也将促成疫情在当地出现实际转折，从而使他重获谅解与尊重。毕竟民众的散漫，也正是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民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

这也正如川普最新的“谦卑”感悟：“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我了解了很多有关新冠的知识，这是真正的学校，我了解了它，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将让你们知道这些。”在盛行救赎、谅解与同理心的西方社会里，如若川普团队在抗疫期间灵活调整策略并继续保持镇静心态，亦或有望克服总统个人所面临的细化的主题化危机。而这两种危机主题的克服，我们甚至可以从德国媒体的反应中一见端倪。

川普染疫之后，《明镜在线》迅速以双关语“美国病人”对川普发表了一贯的嘲讽：“全球最有权势的人、数月来对新冠病毒不屑一顾的人、对戴口罩冷嘲热讽的人、总是将自己塑造成刀枪不入的人，现在确诊感染了，且年龄为74岁。”但同样对川普执政风格一向持批评性思维的《南德意志报》，却以“总统病人”为题，指出川普的感染虽然使得美国大选进入一个无法预知的戏剧性转折点，但是，不管其多么傲慢自大与不尊重科学，世界还是应站在普世的人道主义角度同情一位染疾的病人,并主要追问疾病将如何影响其行使职务的能力，以及引发何等政治与经济冲击等。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在川普感染新冠所引发的危机现象中，一方面川普总统本身展露出少见的、有条不紊的镇静风格与“谦逊”姿态，并辅以坚强工作的公务形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亦利用体制设计的优势，有条不紊地启动处理危机的路径依赖。

这至少在两个层面有一些大致的启示：一是，危机的转折点（或高潮点）仍在于川普总统自身的健康情况，但它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深切的社会危机；二是，在与美国的张力关系中，只要各方秉持冷静态度，国际关系中的激烈冲突并不可能突然出现——因为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个群体无法用通常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应对障碍的时候。

（作者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国家及地区汉学学会（DVCS）会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