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父们的六个预言正在兑现 ，令人不寒而栗

时方评论文章：在制定美国《宪法》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根本上将我们自己的治理委托给了我们人民。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人性缺点的脆弱性，认识到美国的实验充满了危险：贪婪和腐败是人情世故不可避免的特征。

富兰克林：受薪的官僚体系或会滋生职业政治家

1787年，富兰克林站在费城的制宪会议上，警告说，不要让国会（议员）领取高额的薪水。

“先生，有两种激情对人类的事务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野心和贪婪--对权力的热爱和对金钱的热爱......在这些人的眼前摆放一个荣誉的职位，同时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他们将用排山倒海之力来得到它。”

富兰克林的担忧显然没有得到重视。第一批国会议员的日薪为6美元，而如今国会议员的基本工资为17.4万美元，高于90%的美国收入者。这还不包括额外的年度津贴，这些津贴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富兰克林还警告说，高薪会吸引的领导人的素质是这样的：“它不会吸引明智和温和的、爱好和平和良好秩序的人，最受信任的人；而是吸引那些大胆和暴力的人，那些有着强烈的激情和不屈不挠的自私追求的人。这些人将进入你的政府，成为你的统治者。”

事实上，政治职务已经从公务员的身份变成了一条有利可图的职业道路，滋生了可怕的“职业政治家”。也许没有比拜登更好的例子了，他曾以30岁的年龄成为第六年轻的参议员，现在以78岁的年龄成为全美最年长的总统。公务员的日子并不好过--据《福布斯》报道，拜登一家在离开奥巴马白宫后就赚了1,670万美元。

杰斐逊害怕最高法院被政治化

在1821年给梅肯（Nathaniel Macon）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对司法权的政治化表示担忧。

“我们的政府现在正走在一条稳定的道路上，以表明它将通过什么道路走向毁灭，即先是巩固，然后是腐败.......巩固的动力将是联邦司法机关；其他两个（权力）部门则是腐败和被腐败的工具。”

法院历史上的国会确认投票记录显示，自杰斐逊提出警告以来，最高法院突然政治化。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仅在1980年代，被任命者经常得到一致确认，包括里根总统的三项提名。

自此以后，任命的确认变成了党派的杂耍，反映出人们放弃了基于法律功绩的任命，而倾向于党派的忠诚。最新的一次迭代是2020年10月对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投她的票，对她批评的言辞变得如此严厉，她甚至被称为“对未来文明的危险”。

我们的开国元勋们设想了一个能捍卫宪法的最高法院，无论政治派别如何。在2020年，只有17%的美国人表示对最高法院非常信任，很明显，这个机构正在辜负它旨在保护的人民。

麦迪逊：手无寸铁的人民和有偏见的媒体会滋生暴政

在1830年的自传中，麦迪逊概述了暴政所需的先决条件：“压迫者只有在拥有了常备军、被奴役的新闻界，和被解除武装的平民之后，才能实行暴政。”

麦迪逊的警告确实在2020年实现了，从拜登政府对第二修正案的公然威胁，到传统媒体表现出的极端党派主义。最近几位总统之间的正面报道率波动很大：从川普(川普)的5%正面报道到奥巴马的42%的正面报道。

事实上，媒体将政治家分为，不会做对任何事的人和不会做错任何事的人。像“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购物时戴了头巾，人们觉得很好看”这样的标题，这种模式似乎只会继续下去。难怪创纪录的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媒体。

华盛顿：政治派别会使国家四分五裂

在1796年9月17日的告别演说中，华盛顿在离开总统职位时对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提出了严峻的警告：“无论[政治派别]现在和将来如何满足民众的目的，它们很可能在时间和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强大的引擎，通过这些引擎，狡猾的、有野心的和无原则的人将能够颠覆人民的权力，并篡夺政府统治权，随后摧毁使他们获得不公正统治的这个引擎。”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已经沿着党派路线分崩离析，民主党和共和党阵营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华盛顿所预言的那样，政客们都在为自己的党派更好的发展而运作，从而失去了他们的共同目标：为美国人民服务！

这一点在COVID-19时代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实。一贯以来，党派领导人坚持将有争议的应急措施塞进长达数百页的救济法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了实现党派的议程，故意阻挠对公民亟需的支持。

因此，言论已经演变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甚至是善与恶的对立。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对方想得很坏--根据2020年的一项民调，78%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已经被种族主义者接管，而81%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已经被社会主义者接管。

但政党不仅让我们讨厌政客，还让我们把对方想得很坏。2017年的一项调查甚至显示，民主党人认为，50%的共和党人支持白人民族主义。这种党派战争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去年10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处于另一场内战的边缘。

富兰克林：不要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

在175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大会上，富兰克林在给总督的答复中，批评了放弃自由的意愿：“那些愿意放弃基本的自由，来购买一点暂时的安全的人，既不配拥有自由，也不配拥有安全。”

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的最好例子也许莫过于大流行病期间。尽管有不断发展的数据，而且非高危人群的死亡率也极低，但全国已接近一年的停滞期，而且看不到尽头。

为了安全，无尽的自由和公民自由被抛在一边，从对新泽西州阿蒂利斯健身房（Atilis Gym）这样的小机构以经营罪罚款，到加州强烈不鼓励在感恩节晚宴上使用管乐器的限制。情况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最高法院甚至不得不捍卫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宪法权利。

恐惧主义和不断上升的安全主义文化，导致了被吓坏的民众的遵从。但这种放弃自由的意愿，可能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去年6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估计COVID-19的死亡人数，是实际报告死亡人数的225倍。

当局在安全的幌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歇斯底里来篡夺前所未有的权力。而我们因服从越来越没有根据和严厉的封锁命令，而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这不仅仅是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破坏我们经济的健康，甚至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亚当斯担心后代会认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

在1777年写给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的信中，亚当斯感叹美国建国一代所做的牺牲可能会被他们的后代遗忘：“后人啊！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维护你们的自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它。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将在天堂后悔我曾经竭尽全力保护了它。”

今天，这种感慨让人心酸。虽然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但2020年6月的一项民调发现，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的公民比例创下新低。也许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从来都不知道（如果）没有亚当斯和革命一代为之奋斗的自由生活是什么样，我们不能完全地感恩来之不易的自由。

八年级学生中，只有18%的人能够熟练了解美国历史，只有7%的美国人能够说出前四任总统的名字--当然包括亚当斯。那么，244年后，亚当对后人的号召有什么令人心酸的反应呢？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为保障我们的自由所做出的牺牲--我们当初甚至不知道这些牺牲。